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于2023年3月25-2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其中3月26日上午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宏观政策与经济稳健复苏”。本单元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主持。演讲嘉宾分别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栅洁、财政部部长刘昆；发言嘉宾分别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新加坡国务资政、兼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席、G30理事会主席尚达曼，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阿克塞尔·冯·托森伯格，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艾哈迈德·赛义德。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怎么看”，郑栅洁认为重在看势，看中国经济过往的态势、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趋势。具体体现在“四个新”：一是经济总量迈上了新台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2%，达到121万亿元，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源。二是经济结构实现了新优化。工业增加值首次超过40万亿元，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蓬勃发展，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持续性不断增强。三是经济动能取得了新优势。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提升到第11位，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持续涌现，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四是经济活力得到了新释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中国已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郑栅洁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增长动力不断增强，发展走势稳中有进，整体向好。从供给看，稳健提升，农业保持平稳，工业增长加快，服务业强势复苏，住宿和餐饮业同比增长11.6%，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9.3%。从需求看，稳步复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5%，前期受抑制的服务消费需求复苏较快，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5%。在内需加快恢复的同时，出口克服了重重困难，增长0.9%。从信心看，稳定增强，2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创近年来的新高，市场预期明显改善。

郑栅洁提出，将创新完善宏观调控，持续扩大国内需求，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投资、消费、价格、环保、区域等政策的协同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增强消费能力，培育消费热点，创新消费场景，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有力有序地推进“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建设及其他的经济社会重大项目建设。鼓励和支持社会投资健康发展。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深化国际科技合作，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扎实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推进城乡区域发展，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稳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刘昆主要介绍了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政策。他提到，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在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需要。新时代十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国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的大发展成为世界的大机遇，为全球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同时，新冠疫情暴发三年多来，中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推动全球抗疫合作，在国内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的同时，经济保持了4.5%左右的年均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充分证明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广阔发展空间，充分彰显了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全球发展繁荣的决心。

刘昆强调，过去十年我国财政改革发展成效十分显著，财政实力日益壮大，财政运行健康、安全、可持续，财政宏观调控不断完善，财政保障更加精准有力，国际财经合作深入开展，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框架，财政治理水平和治理效能稳步提高，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昆提到，中共二十大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他说，按照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各项目标，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将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一是在财政支出强度上加力，统筹财政收入、财政赤字贴息等政策工具，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赤字率按3%安排，比2022年提高0.2个百分点。二是在专项债投资拉动上加力。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3.8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500亿元，并适当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和用作资本金的范围。三是在推动财力下沉上加力，进一步增加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并向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提效”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提升政策效能：一是完善税费优惠政策，增强精准性和有效性；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的投入，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三是加强与货币、产业、科技、社会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形成共助高质量发展合力。

关于未来财政政策重点支持领域，刘昆重点强调了几点：一是加强对市场主体的支持，进一步增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二是充分发挥财政政策调节作用，有力推动经济平稳运行；三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四是大力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着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五是持续增进人民福祉，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此外，他提到要深度推进改革创新，进一步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深化国际财经交流合作，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更好地保护外商投资权益。

刘昆表示，将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紧紧围绕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完善财税体制，优化财税政策，加强资金保障，提升治理效能，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为世界各国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认为2023年依然充满挑战，而且世界经济增长可能会低于3%，疫情、俄乌冲突、货币政策收紧都在抑制经济发展。世界可能会形成相互竞争的集团，而使得人们变得更加贫困，也更加不安全。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意味着，中期的世界经济展望依然是疲弱的，而且金融稳定的风险已经增加。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表示，中国经济在强劲复苏，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家庭部门消费在恢复，经济活动也在恢复。这不只是对中国意义重大，对全球也同样重要，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反弹意味着2023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达到甚至超过1/3。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分享了IMF的两个观察。一是在今年春天和以后，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再平衡，从过去的投资更多地转向消费，这样的趋势会更加持久。二是绿色增长。中国2060碳中和目标是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务实目标。如果不遏制气候变暖，会让中国GDP增长放缓，到2030年可能会让中国GDP减少0.5-3个百分点。减碳可以更好地帮助中国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很多国家的碳排放都来自发电部门，所以转向消费拉动的增长可以更好地缓解能源安全压力，让发展更加充满绿色。

尚达曼在提到全球发展面临的挑战时表示，要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一问题。一是过去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退出或转型过程中带来了不稳定的迹象；二是危机和破坏成为经济社会全局的重要特征，例如疫情大流行、经济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在全球某些地区造成了破坏性的灾难；三是气候变化加剧、生物多样性丧失、水资源匮乏三重大山凸显了自然承载力的丧失。此外，人口结构快速变化等也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探索更加集约的发展模式。

尚达曼认为，疫情、地缘政治、生态环境变化等外部冲击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常态，但我们对此关注不够。同时，要在关注供给侧的同时更加关注需求侧。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会带来阵痛，需要对货币政策的成效进行理性预判，同时要配套财政政策去解决一系列供给侧的问题。对此，他提出了三个核心任务：一是更大力度促进创新，特别是绿色经济中的创新，用财政政策以及其他一系列政策刺激推动绿色经济领域的创新；二是更加关注国内和全球范围内的公共产品；三是各国在制定产业政策、推动工业发展、促进创新时，应保证对全球经济的开放性。尚达曼还表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且对全球具有巨大影响，需要加强合作以应对全球危机。

阿克塞尔·冯·托森伯格表示，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消除了极端贫困，打造了一个欣欣向荣的中产阶层，现在可能是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长期目标的时候了。他建议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的经济转型。

第一，要提升生产率。劳动力人口的老化可能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掣肘。中国的创新能力在近年来有所提升，在电子商务、电动汽车、高铁等方面是世界领先的国家，但是中国平均生产率大概只是OECD国家的一半，意味着中国还有很大空间去追赶这些发达国家。中国需要更高效的资源分配，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市场开放，鼓励竞争，把更多资源分配给高效行业。

第二，中国需要从资源浪费式的发展转向资源节约式的发展。现在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结合在了一起。中国的公共投资是不够的，最大的挑战是要让私营部门能够投资，为它们创造友好的营商环境。可以通过碳定价、能源市场改革、减少农业的碳排放等，转向绿色发展。私营部门也需要一个可以预期的政策环境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可以获得市场上的融资。中国的转型不只要快，还要更加公平。

第三，中国的发展要能够促进共同富裕。中国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消除了绝对贫困。未来需要应对社会不平等的挑战，包括收入的不平等和机会的不平等，尤其是在沿海和内陆、农村和城市之间。未来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好的社会安全网来确保这种差距的缩小。另外，可以采用房地产税的方式来减少收入的不平等。同时，增加对教育和医疗的投资，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系统。此外，地方政府要投资基础设施，需要有更多的自主性，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也需要确保地方政府能够提高社会保障能力。

艾哈迈德·赛义德提到，亚行不仅用增长来定义发展目标，同时也希望让亚洲更加繁荣，更有韧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这反映出一种新的认识，即仅靠增长本身还不够，如果增长无法公平惠及所有人，如果增长的实现方式会给地球带来更多的损害和脆弱性，那么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增长的动能可能会崩溃，也会影响相关的社会结构。

艾哈迈德·赛义德认为，当前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气候变化，这有可能颠覆我们的一部分发展。我们似乎处于增长的岔路口，一方面，阻碍增长的障碍还非常多，比如高通胀、高利率、贸易和地缘政治的分裂、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等；另一方面，还有很多乐观积极的因素，比如人类的聪明才智、技术进步，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技术、数字转型等都能够帮助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

艾哈迈德·赛义德认为，展望未来，世界人口增长百分之百都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那么应该选择推进缓慢增长的道路，还是转向更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呢？这将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抉择，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背景下，需要考虑哪些国家有决心和能力去采取这样一种政策。

艾哈迈德·赛义德强调，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致力于循环经济发展、绿色发展的原则，也提出了“30·60”目标，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可以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亚行也致力于成为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的合作伙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中高收入国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实现发展模式转型。一是采取一种统筹的方法反映减碳发展的信念。增强对这一部门的投资，同时强调它可以产生的商业利益，对于脱碳和发展同等对待、同等推动。二是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在寻找新的机遇过程中形成新的社会契约，包括利用现有的政策杠杆加速资金流动，激励技术创新和转型。三是针对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关键瓶颈和堵点，设计方案来应对这些挑战。四是努力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和合作伙伴关系，促进私营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

（中国发展出版社 撰稿：马健瑞 麻鑫鑫；审稿：崔克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