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于2023年3月25-2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其中3月25日经济峰会，上午分组会（I）会场一讨论的题目是“扩大内需战略：新阶段、新特征”。本节讨论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陈昌盛主持。与会嘉宾分别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遵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

王一鸣认为，中国正在处于经济复苏阶段，经济基本面明显转暖。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恢复仍然面临发展不平衡问题，国内需求不足矛盾突出，并呈现新的结构性特征。一是消费回升动力仍然不强。尽管今年以来特别是春节期间服务类消费明显反弹，但耐用消费品如汽车、家用电器等的消费仍然不够强劲，居民消费信心仍然受到收入增长和消费预期影响。二是消费恢复受到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制约。受三年疫情反复冲击，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受损较为严重，居民消费更趋谨慎，储蓄意愿普遍增强。三是人口负增长的影响开始显现。中国人口总量减少和老龄化进程加快，在中长期内将对消费形成常态化制约，这种长期趋势与疫情后消费预期转弱的短期因素相叠加，形成新的压力和挑战。四是外需萎缩进一步增大扩内需压力。受全球经济低迷、美欧主要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影响，中国出口下行压力持续增大。同时，部分国家供应链“去中国化”，将使外贸出口可能受到更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制约。

王一鸣表示，扩大内需，不仅是当前推动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也是中长期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途径。首先，把恢复和扩大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政策重点。从1998年提出扩大内需战略以来，政策重点多以扩大投资为主，扩大消费的手段和政策工具相对有限，目前需要创新政策工具，完善体制机制，释放消费需求潜力。

其次，扩大内需要以改善消费预期为重要前提。要抓住经济加快恢复的“窗口期”，切实回应市场关切，通过解决关键性问题来提振市场信心，充分释放内需潜能，激活企业扩大投资的热情和社会创新活力。

再次，放松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的限制性措施。中国有全球规模最大且成长性最强的中高收入群体，是引领消费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对扩大消费有支撑性作用。因此，要松绑住房领域的限购措施，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松绑大城市汽车限购措施，同时扩大城市路网建设；增加教育、医疗等中高端服务供给，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

最后，以改革创新激活潜在消费需求。中国扩大内需有一个很大的潜力来源是中国的近3亿农民工，但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和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等还受到限制，要加快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发潜在的巨大消费需求。

史蒂芬·罗奇介绍了扩大内需的组合因素并讨论了人口结构等因素将如何影响消费转型升级。他指出，过去中国的内需主要由投资来拉动，也是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重要性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尤其是没有发挥其对中国内需的拉动作用。本世纪前十年，中国的TFP增长较强，但自2011年以来开始出现负增长。该数值的下降反映出实际内部收益率下降，也就是出现投资过度问题，同时伴随着较弱的消费动力。

此外，他谈到中国在就业创造和实际工资增长方面表现优异，但从中长期发展看，还面临人口增长和居民社会保障方面的挑战，可能会对拉动消费形成拖累。在劳动力人口下降的同时还要保持经济高增长，就需要通过内需来拉动和提高生产率水平来实现。最后，他提出中美冲突是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影响因素。

田国立就新阶段中国房地产的前景发表观点。第一，住房消费升级成为新发展阶段中国房地产转型的新引擎。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和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城乡居民住房消费升级的愿望十分强烈，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及其城镇化潜力将为房地产消费需求升级，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更新、资产盘活、上下游产业链投资提供新机遇。

第二，消费升级呼唤大租赁时代来临，产业发展将更加专业化、机构化。消费升级阶段消费的主要目的变为享受包括住房在内的各种不动产的使用权，住房的金融属性较难实现。田国立指出，不动产使用权交易的主要形态就是租赁，包括通勤、教育、养老、旅游、办公的刚性需求或创新创业等都能且更适合通过租赁方式解决。此外，大租赁时代呼唤更多的专业化、规范化、品质化的管理机构，更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以让租房和买房者获得同等的公共服务。

第三，房地产转型和租赁市场发展非常需要长期的资本进入。现在通过盘活存量不动产升级改造后进一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方式，相对较为稳定。此时需要更多引入保险资金、养老金、年金等长线资金，同时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以REITs为代表的不动产股权投资产品，通过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的分离，让专业机构操作盘活并经营好不动产，为社会提供相对中等风险和稳固回报的金融产品，促进建立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机制。

刘遵义提出，中国的GDP基本上是由总需求水平决定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再是由进出口增长驱动，而是主要由国内总需求增长所驱动，包括家庭消费、公共产品消费和国内固定投资，其中投资是一个最重要的来源。

关于如何提高家庭消费，刘遵义指出，家庭消费水平取决于家庭收入和家庭财富，可以通过提高某一指标或两者同时提高来实现。可以通过不提高当前的工资和薪金，而在长期提高工资上升幅度，设定工资总额来达到提高家庭财富的目的，进而刺激居民消费。关于公共产品的消费，他强调不光是量的增长，还有质的提高。这就需要为包括医疗、教育、环保等更多公共产品消费提供融资支持。政府要有良好的税基，以为公共产品提供资源。同时，增加固定投资总额，提供公共产品也包括公共基建的投资。房地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对下游产业有很大影响,租赁住房市场的发展将推动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对于“商改租”等住房租赁资产，可以由机构投资者来管理长租房市场。

白重恩就投资对于扩消费的作用发表看法。他指出，要让投资可持续，并对经济产生可持续的正面影响，需要不断提高投资效率。越来越多的投资受到政府规制的影响。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最具发展前景的投资领域，都受到规制的影响。这类产品或技术因具有边际成本低、固定成本高的鲜明特点，会形成“通吃效应”，只有少数企业成为市场上的主导者。随着经济领域中的“通吃效应”越来越明显，规制对企业的发展、对投资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规制可能会对部分企业的垄断行为进行管理，并进一步调节收入分配。如果没有给投资者、企业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规制可能会使投资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关于未来的绿色转型机遇，白重恩指出，为了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大量绿色转型方面的投资，而促进更高效的投资，监管能力、监管方式要有很大改善。“源网荷储”，代表了发电企业、电网、电力企业和储电企业四个主体。在这四个方面，我们面临绿色发电装机容量增长快但使用率低的问题，究其原因是新能源发电不稳定，需要市场化的调配电机制，让市场力量引导企业，让相关主体在使用者不同时期的发电供给波动做出响应，需要价格机制来引导。同时，价格机制要形成稳定平衡的供需市场，由此才能激发投资储能的积极性。因此，在电价监管方面，我国还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而电网不仅要承担起电力稳定供应的责任，还要加强相应的能力建设。

（中国发展出版社 撰稿：徐静；审稿：杨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