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F对话（CDF Dialogue）围绕全球政经局势、商业价值观、国际合作、人类发展等话题，秉持“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旨在推进中国与世界理性、平等的沟通交流。

本期对话嘉宾是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

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ackman）教授因为在微观经济学研究路径上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在最近二十年，人们更频繁提到的“赫克曼曲线”是他关于早期发展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

赫克曼教授认为，儿童生命早期对其今后人生至关重要，在生命前1000天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显著高于青少年时期，越早投资，回报越高。

赫克曼教授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是什么原因促使赫克曼教授将研究关注点转向儿童早期发展？赫克曼教授在中国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慧育中国”等项目长期合作，他对当前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城乡教育平衡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什么建议？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应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挑战？

本期节目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方晋将围绕儿童早期发展与人力资本投资、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力市场等话题，与赫克曼教授展开对话。

方晋：赫克曼教授，您在个人和家庭行为分析方法上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那之后，您对人力资本和技能培养，尤其是对儿童早期发展的研究展现出浓厚的兴趣，也获得许多成果。我很好奇，是什么触发了您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兴趣？

赫克曼：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林登·约翰逊总统（Lyndon Johnson）向贫困宣战的最大希望之一，就是旨在帮助弱势儿童的“职业培训计划”，项目从少年阶段开始干预，帮助积累人力资本，希望缩小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

我做了大量有关就业培训的研究，但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干预的成效并不显著，这使我开始进一步思考，缓解群体间的贫富差距和技能差距是否是可能的。

于是，我开始越来越多地研究关于提高就业技能的案例和项目，包括《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的作者赫恩斯坦（Herrnstein）此前在委内瑞拉所做的一些研究。我发现，提升这些技能是有可能的，只要干预得足够早。

在芝加哥埃里克森儿童发展研究院（Erikson Institute）的一次讲座上，一位神经外科医生谈及神经的可塑性，即大脑是可以不断开发的，而环境的好坏影响着大脑开发。这对我很有启发，于是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赫滕洛彻（Huttenlocher）在《神经可塑性》（Neural Plasticity）中也论证了这一结论——即便是接近生命尽头的人，神经元依然在发育着，他们的大脑也能够不断学习。

我将人力资本与经济学联系起来，与佩里项目、ABC项目合作，对这些项目进行了广泛的数据分析。

我对0-3岁的家访项目很感兴趣，当时没有那么多人研究它。我认为我可以在技术性研究工作上作出贡献，于是就开启了一项延续至今的事业。

方晋：基于您的研究，为什么儿童早期发展如此重要？

赫克曼：儿童早期很重要，是因为大多数学习行为都发生在人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

大脑在这一阶段发育了大量神经元，这些神经元的发育程度取决于孩子是否能积极地运用它们，否则它们就会被削弱。因此，生命的早期阶段有一项特殊能力，它为大脑设定了一个发展轨迹，要么使大脑变得高效、不断学习，要么可能无法开拓思维、缺乏好奇心。

在9-11岁之后，人的认知能力就很难再被改变了，社交、情感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在20多岁之前是可塑的。

纽约一家基金会的负责人威廉·鲍温（William Bowen），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他提出，应该把帮扶弱势群体儿童的奖学金花在孩子3岁时，而不是18岁时。

方晋：赫克曼教授，您一直强调，研究的目的是为儿童早期发展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基于我们的合作，您认为“慧育中国”在哪些关键方面使其具有可行性，您对“慧育中国”的主要评估结果是什么？

赫克曼：每个孩子都应该有机会探索新事物，当然他可能会失败，但失败也是成长的一部分。

对于幼儿而言，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给予他们一定的情感依恋和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要确保孩子知道自己是被爱着和被保护着的，父母在其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

“慧育中国” 通过鼓励家长与孩子进行建设性、支持性的亲子互动，给予孩子依恋感。父母或看护人与孩子一对一互动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因素，“慧育中国”正是在为此赋能。

赫克曼教授在贵州毕节调研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慧育中国”项目促进了孩子的认知、非认知和其他各种技能——包括语言、美术和运动技能的增长。

此外，“慧育中国”的另一独特之处在于聚焦于家访项目，这意味着降低了成本并且具有更好的适应性。该项目的家访人员不需要是博士或者大学生，但他们接受来自博士或者大学毕业生的培训，尤其是他们与受访者的家庭状况相仿，这有助于减少实践中的社会障碍，使项目更容易被当地家庭接受。

方晋：如今一些家长在育儿时只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忽视了社交和情感技能的培养。您认为哪些公共政策是以发展这些技能，特别是非认知技能为目标的？您认为是否应该调整政策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赫克曼：有一个谬论支配了人类发展领域的很多工作，即若想发展一项特定技能，就必须要创造一个项目来教授这项技能。

早前，人们往往只考虑智商这一个指标，这引发了美国和全世界关于培养技能的讨论。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著名心理学家亚瑟·詹森（Arthur Jensen）对美国“开端计划”进行了评估，认为该计划并不能提升孩子的智商。詹森也影响了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钟形曲线》的另一位作者），认为智商是由基因先天性决定的，无法改变。他们完全忽略了孩子的社交和情感技能。

像自觉性、专注力、创新行为、工作记忆，这些并不是严格通过智商测试来衡量的东西，是人的生命中极其重要的技能。这些技能的提升并不是靠某一种课程来实现的，而是靠依恋关系来提升的。因此，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与孩子互动和鼓励孩子的做法，是提升儿童技能的根本性做法。

有关儿童学习，最重要的研究发现之一是“模仿”，而家长是模仿的最重要因素，孩子会模仿家长，家长的个人行为本身就是强有力的一堂课。

在现阶段，儿童早期发展项目能够促进家庭养育方式的进步，为孩子提供依恋感、塑造榜样，这种爱和互动的影响是非常强有力的。

方晋：很多人担心，人工智能尤其是ChatGPT的发展，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在您看来，未来的劳动力应该掌握和发展什么样的技能？这是否意味着儿童早期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赫克曼：我认为灵活性、创造性思维和之前谈到的那些非认知技能，这些品质与人们敢于冒险和试验的能力有关，这是聊天机器人所不具备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对人工智能技术产生太大的恐惧，但我们也知道，那些基本上只依靠体力劳动为生的普通劳动者将会被机器人取代。因此我们培养人才的目标应当是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重视高层次的思考，以及使我们被称之为“人”的人类活动。

“程式化活动”的概念正在被淡化，而“创造性活动”的概念流行起来。我认为人工智能还远远不具备创造力。

人工智能非常擅长某些程式化的活动，任何需要以一种有规律的方式进行记忆搜索的事情，它都可能做到。但是它无法创造出全新的东西，它只能够组装已知的知识。

人类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够跳出思维定式，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思考，创造力能使我们在很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回想一下，30年前你愿意花多少钱购买一只亚马逊的股票？

那个叫贝佐斯的人说：我想建立一家这样的专卖店。30年前的你会认为他所要做的一切听起来太奇怪了。

但这是企业家的本能，是一种能力，一种对未知下注的意愿，甚至是一种“这件事会成功”的感觉，人工智能远远不能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