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F对话（CDF Dialogue）围绕全球政经局势、商业价值观、国际合作、人类发展等话题，秉持“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对话，旨在推进中国与世界理性、平等的沟通交流。

本期嘉宾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会长克雷格·艾伦（Craig Allen）。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成立于1973年，在中美正式建交之前，就在积极推动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中美建交40余年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作为中美商界和经贸界互相往来的重要纽带，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促进双方互利合作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克雷格·艾伦在亚洲地区有近30年工作经验，长期研究中国经济。

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升级。也正是在这充满危机的一年，艾伦开始担任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这几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工作已然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试图鼓励法律法规允许企业能够在其所在市场中充分发挥潜力。”

在艾伦看来，中美之间早就架起了许多桥梁，但这些桥梁必须定期检修、保养。

“我们正在努力让这些桥梁变得更坚固耐用，以促进两个大国之间交流和沟通的畅通。”

方晋：您是2018年上任的，那一年3月中美贸易战开始，我记得论坛上中外企业家和学者们也进行了讨论。2018年到现在，世界发生了太多变化。我想了解一下，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这几年工作的优先项是否发生了变化？

克雷格·艾伦：我之所以从政府离任，是因为我认为我们的贸易政策并没有帮助到美国经济和美国人民。

我必须说，政策在与时俱进，委员会的工作重点也确实在变化。虽然我们一直努力促进中美双方经济和商业往来、增加双边贸易和投资，但重点已然改变。现在，我们试图鼓励法律法规允许企业能够在其所在市场中充分发挥潜力。

中美之间早就架起了许多桥梁，但这些桥梁必须定期检修、保养，双方需要不断地努力和改进，确保这些桥梁坚固耐用，以促进两个大国之间交流和沟通的畅通。

方晋：说到贸易战，今年以来，包括莫里斯·格林伯格、瑞·达利欧、霍华德·舒尔兹在内的知名跨国企业家陆续在美国国内发声，呼吁重修中美经贸关系、取消对华惩罚性关税或减缓其强度。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再一次阐明她不放弃对华关税的立场，称是由于收到了数百份来自美国企业的请求。但这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过取消惩罚性关税来缓解国内通胀问题的愿望又背道而驰。整体上看，美国商界对中美关系持什么态度，会因为行业有所不同还是“铁板一块”？

克雷格·艾伦：如果有一位从外太空访问地球的经济学家，在看到中美两国的贸易数据后，他一定会认为中美两国是最好的朋友。

尽管贸易战还在进行中，但是双边贸易仍保持增长势头，而非收缩。

时至今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数据仍在增加。中美两国85%-90%的贸易都在继续正常进行，没有受到技术争端和紧张局势的影响。特别是农业、能源、消费服务、金融、工业以及生命科学等产业。

当前的紧张局势使许多人对中美整体关系感到不安和焦虑，这种不安将促使人们呼吁中呼吁中美双方政府恢复经济贸易领域的对话。

我们应该像过去那样，以建设性的方式解决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刚刚举行会晤，内容涉及中美贸易的新机制。拜登曾公开表示，他希望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支持工会的总统，他的国内政策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产生了影响。期待明年三月两会后，两国政府会再次开展对话。

“当前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是跨两党、跨两院的。对华负面评价可能会导致立法不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

方晋：我非常好奇，美国商界对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还有多大的影响力，主要受到哪几个方面的制约。在美国国内，精英层和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存在什么不同，美国政府现在会不会更多地听取了中小型企业/普通民众的意见？克雷格·艾伦：当前民粹主义的浪潮席卷全球，各地的民粹主义都是反全球化的，认为国家应当倾听其人民和工会的意见。

拜登任期内，美国企业与政府在反垄断、竞争、能源、养老金包括贸易政策等问题上进行了艰难的谈判。这也是为什么自两年前拜登政府上任以来贸易政策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关税仍然存在的原因。

尽管美欧关系有所改善，美墨、美加关系也有所推进，但我们仍面临着一些困难。问题之一就是工会、就业，以及如何分担贸易成本、分配贸易收益。换言之，如何在履行国际贸易承诺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大本国就业。我认为目前工会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

方晋：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国的分裂不止表现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种族之间，也体现在分裂的美国国会中，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是少数几个两党真正的共识之一。在您的理解中，美国两党对于中国相关的各项政策分别有什么具体的侧重，美国商界在这中间有斡旋的余地么？美国什么样的政治走向对中美经贸合作更为有利？ 克雷格·艾伦：中美的民意调查中有一个非常相似的现象：大约80%的受访者都对对方持负面看法。这会影响大量国会议员的立场，从而引导立法。

可以说，如此之多的负面评价可能会导致立法不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

我认为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是跨两党、跨两院的。换句话说，众议院和参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有着普遍共识。

但是，州一级的态度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对双边贸易持有鼓励态度。这是两国的另一个共同特征。

共和党夺下众议院控制权，对华立场或许会更强硬。我们的机构没有党派属性，我们不支持任何一方，我们将与各方合作。

方晋：目前中美之间日益现实和尖锐的脱钩呼声，对于中美关系是“解药”还是“猛药”，它能够解决当前两国面临的什么问题？美国政府提出科技脱钩、制造业回流等措施，美国企业的反馈如何、落实的情况如何？

克雷格·艾伦：亚当·斯密在1776年撰写了《国富论》，告诫我们如果希望在双边或者多边贸易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整体发展水平，那么自由贸易往往是最佳选项。但在紧急情况之下，国家安全应当凌驾于自由贸易意识形态或自由贸易价值取向之上。

那么，如何定义国家安全？在高科技领域，比如半导体或半导体制造设备、先进的超高速计算机和国家安全之间有明显的联系。在这些领域，保护国家数据安全先于自由贸易的需求。

中美两国政府需要警惕，避免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实施保护主义。特朗普政府2018年对钢铁和铝实施国家安全控制就是一个不好的先例。

数据和跨境数据流动也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领域，以国家安全名义限制数据流动不仅真正损害在海外经营的中国公司的效率，也影响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

现在，由于数据和国家安全的问题，我们限制了科学家、企业家等创新者之间的互动。

我认为在面临真正的国家安全危机时，才应该在合适的领域限制贸易、言论以及自主交流、投资的自由。

方晋：我认为在数据方面，两国需要增进互信，并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实现数据共享。这些数据对商业发展、个人的生命健康都至关重要。但目前两国缺乏相互的信任，这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克雷格·艾伦：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我也认为中美双方应该采取对各国有利的行动。在经济领域，这种行动自然包括关税与市场准入限制的解除，另外我们还应鼓励文化层面的交流。

在我看来，中美双方应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同时在面对全球性流行病时，中美双方也应联合发起行动。最重要的是，两国在军事方面也应该加强沟通，共建一个危机管理机制。我们生活在充满冲突的世界里，因此我们需要合理的机制来化解危机。

方晋：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化是不是再次走到了一个周期的尾声？如果人类即将面临一个更加割裂、民族主义兴起的世界性周期，跨国公司该怎么办？有很多跨国公司提出了内循环、“中国+1”，将产业链“国别化”，您觉得这个是可操作、可普及的吗，会是未来的方向吗？

克雷格·艾伦：区域经济合作是各国朝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迈出的一大步。我认为东盟秘书处将中、日、韩、澳、新等国纳入亚太自由贸易区，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作出的贡献。中方已表明希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预祝代表们能够谈判顺利。

CPTPP的高标准给着眼于亚洲的美国公司出了一点难题，但这将鼓励他们绕开关税壁垒，在亚洲本土投资，参与到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中。因此我希望这能鼓励美国政府重启经济谈判，重新考虑我们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的CPTPP。区域化确实是一种趋势，但全球化是区域间合作的框架。如果世界各国共同遵守的规范、世界贸易组织（WTO）所制定的规则瓦解，那么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民福祉都将下降。

我们从区域化中获益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多边合作，确保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交流稳定在一个最好的状态，以避免不同区域之间的不稳定互动导致经贸效率下降。

我非常赞善你所在的机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你们与世界银行、IMF等机构有很好的互动。

方晋：中美关系的缓和是中美两国各方的责任所在。感谢您尽最大努力增进中美两方之间相互了解与合作，期待明年三月与您在北京再次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