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晋对话李成:美国青年对华好感度比老一辈更高
CDF对话(CDF Dialogue)围绕全球政经局势、商业价值观、国际合作、人类发展等话题,秉持“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对话,旨在推进中国与世界理性、平等的沟通交流。
本期嘉宾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李成。
为何美国“90后”“00后”对中国好感度更高?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百年来首位华裔主任李成在对话中给出了他的答案。
“前几代美国人成长于冷战时期,有些人还经历过古巴导弹危机,有些人见证了苏联解体。对于这一代人而言,他们的冷战思维可能较强,而现在年轻人少有这种思维。”
李成认为,中美青年的交往是美国年轻人对华好感度上升的原因。
“与中国同学的交往和对中国文化产品的接触,消解了美国青年对中国的陌生感。因此,他们也并不会认为有来自中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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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对话中,李成与方晋共同探讨了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各自的难题和挑战,但李成并不认为中美关系并不是一个垂直坠落的过程,“在往下走的过程中双方始终会有些调整、情况会些反弹,也会有积极的因素出现”,而中产阶层就可以成为构筑两国良性互动的基础。(点此观看上期视频)
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反感少得多、好感多得多
“29岁以下的美国青年对中国的好感度比30岁以上年龄段的人高出15%-30%。”
方晋:除了中产阶层,你还围绕中美千禧一代展开研究,因为未来属于年轻人的,而中美两国年轻一代其实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特点。比如,跟上一代相比,中国的年轻人的受教育水平更高,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也更能接受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中国的年轻人对美国政府、美国的政策非常不信任,甚至可以说存在很大的不满。
反过来我们观察美国的年轻一代,最近布鲁金斯学会做过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的年轻一代跟他们上一代相比,对华正面的评价更高,对多元文化、多元制度的包容性也更强。
这种反差是如何产生的?年轻人未来将在两国社会发挥重要作用,他们的世界观将影响到中美两国长期政策的制定。我们不希望这种螺旋向下的紧张关系持续下去,甚至影响到下一代,对此,我们双方应该做哪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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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无论是中国庞大的海外留学生数量还是中国学生留学结束后归国的大潮,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和中产崛起的亮点。以2018年情况为例,那一年有超66万中国学生在海外学习,中国连续十年名列全球各国出国留学人数的榜首。2018年,在美国学校入学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是36万,2019年是37万,连续十年位列美国外国留学生榜首,2018到2019学年中国学生占了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34%。
几月前布林肯在演讲中提到,在新冠疫情发生后的2021年,美国给中国留学生发了10万张签证。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表明两国人文教育领域的交流仍在继续。因为在特朗普执政的最后一年,鹰派团队曾想结束教育领域的交流。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学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提到“我们迎来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留学潮和归国热”,这些留学生、访问学者在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活跃在教育机构、研究中心、中央和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外资和合资公司、律师事务所、医院和诊所、媒体网络、艺术画廊、非政府组织等各个领域。我的书《中产上海:重塑中美交往》中有两个章节讨论了海归群体跟海派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不考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教育、文化方面的交流,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是不完整的,也是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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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实证研究也显示,作为中产或者中产子女的年轻人,无论是千禧一代还是更年轻的一代,他们比上一辈有更多在美国生活的经验,更能接受,甚至可以完全认同美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在面对气候变化、反对性别歧视等公共事务议题时,他们跟西方同龄人的观念是非常接近的。
这些年来,由于美国不友好的对华政策,或美国媒体的不公正的报道,让他们开始对美国缺乏信任,对美国的好感开始下降。另外,当前美国本身政治当中的撕裂和因此产生的很多问题,也是可以理解中国年轻群体在政治上对美国缺乏信任和好感的一个原因。美国年轻人也对美国政治的撕裂、贫富悬殊、外交的单边主义强烈批评。美国人可以批评,其他国家的人也可以批评。
你刚才提到一些关于美国年轻人的评估。美国的一些民调机构,包括本人在过去15年中开展了多次民调。结果显示,29岁以下的美国青年对中国的好感度比30至40、50至60岁年龄段的人要高出20%至30%。最近最低的数据也显示他们对华好感度比上一辈高出15%。也就是说,跟其他年龄组相比,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反感要少得多,好感要多得多,原因是什么呢?我推测也许是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美国青年人冷战思维不像前几代人那么强。前几代美国人成长于冷战时期,有些人还经历过古巴导弹危机,有些人见证了苏联解体。对于这一代人而言,他们的冷战思维可能较强,而现在年轻人少有这种思维。
第二,现在美国青年比较自由开放。我们知道在2016年、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当中,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支持者主要以年轻人为主,这是因为他本身就是非常开明的政治领导人。美国青年受极端宗教的影响比较小,而现在反华最严重的群体就是宗教色彩、种族色彩最严重的那群人。
第三,美国大学里的中国留学生比例很高。这个比例我刚才提到,已经达到了34%。因此,美国学生会跟中国学生有很多接触,在接触中,他们就能发现中国学生与自己有很多共同之处。美国青年通过他们对中国同学的了解,加上接触到的中国的文化产品,比如TikTok这样的科技产品,让他们对中国的陌生感没有这么强烈,也不认为有来自中国的威胁。
此外,和一般的美国民众不同,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的年轻议员或负责对华事务的年轻官员基本都是属于反华的鹰派,原因有二:一是目前美国的战略定位把中国视作对手或敌人;二是美国学界主导的研究方法是定量研究。当然我不否定定量研究的价值,但如果所有的研究都是定量的,美国当前的学术地位和学术质量将受损。我们在研究很多事物时,需要多方面的了解,不能仅仅靠数字和统计学来研究一个国家。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的人文地理、历史,我们要和当地的人进行交往,最好能说这个国家的语言。
刚才我对美国的批评比较多,实际上我对中国也有一些建议,这是充满善意的。美国学生现在缺乏去中国留学的动因,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也包括美国自身的原因。2019至2020学年,美国赴华留学生2400多人,比上一年骤减79%,只有2011年高峰期数据的六分之一。另外,西方国家去中国学习、工作、定居的意愿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下降。
最近有个关于国际旅游业的报道,一般国家的入境游对GDP的贡献在1-3%左右,中国只有0.3%,远远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新冠疫情之前,中国国内的旅游非常火爆,但是国际旅游较少。我知道现在处于疫情的特殊时期,但是继续开放,能帮助其他国家深入、全面的了解中国。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促进两国交流,防止误判、误解,防止妖魔化对方最好的途径。
方晋:谢谢李成博士的分享与建议。中美的千禧一代是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对许多全球议题都有相似的看法,共同的关注点、共同语言能够促使他们展开更好地理解和包容对话。
比如2022年北京冬奥会,美国运动员来到中国后,对冬奥会整体组织还是设施都比较满意,他们也获得了很好的参赛体验,愿意积极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们的见闻。同样,中国的观众也没有受到中美关系紧张的局面影响,他们为包括美国运动员在内的世界各国运动员的精彩表现喝彩。这就是非常成功的文化交流案例。世界各国年轻人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想法,并在冬奥会这个场合表现出来。
李成:你说得太好了。美国运动员的日记、视频,让我觉得非常感动。这可以看出大多数美国年轻民众对中国是有好感的。目前这种友好的声音不多,很多人总是敌视、妖魔化对方。中美两国对对方确实有批评、有误解,也缺乏换位思考,但这些都能通过交流改变。
方晋:至于您刚才提到的对外开放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很多政策仍有改善、优化的空间。但我想中国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应该不会有意识地限制游客、留学生、商务人士来华。中国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经济繁荣、对外高度开放的国家。我们着力实施的人才强国战略,是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因为中国是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下发展的。我也希望更多企业能来华加入中国的发展,与我们共同享有发展的成果。
上海是中产的声音、观点和价值观的先锋
“上海把世界引进了中国,也把中国带入了世界。”
方晋:你在上海出生、长大,你讲到上海人始终是您身份的一部分,过去几十年,我们都看到了上海的繁荣和发展。在中国未来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大的背景下,上海未来在体制机制创新、带动区域发展、对外开放和交往等方面有哪些可期待之处?
李成:我的生活实际用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话来说“是一场移动的盛宴”,不过我的盛宴开始于被称作东方巴黎的城市——上海。就像您说的我在上海出生长大,我的上海身份永远是我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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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我在华东师大上学,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希望。我也有幸亲自目睹了中产阶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诞生,在过去20年,我每年都会多次回国了解观察,也见证了上海无与伦比的发展。
上海未来承担怎么样的角色?上海近几十年来,一直被称为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是东西方之间交流的桥梁,也是当今时代中国崛起的驱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上海是多个文明、多个文化融合的产物,可以说,是上海把世界引进了中国,也把中国带入了世界。
上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样本,也是中国改革发展、对外开放最前沿的城市。对未来而言,上海可以充当中产阶层世俗声音、观点和价值观的先锋。
尽管上海受西方影响很大,但是上海的骨子里从来都是中国城市。上海永远是中国的上海,它从未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中国感。上海接触世界,但绝非完全追随西方,而是与西方开展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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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书《中产上海:重塑中美交往》中,有两个章节关于与西方对话的先锋派艺术家。事实上,上海的学者或艺术家并不认同文化全球主义,而提倡文化跨国主义,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文化全球主义是指文化的雷同,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经济全球主义,却很少讲文化全球主义的原因。文化是有差异的,如果文化全部都一样,那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所以中国学者、上海学者提倡文化跨国主义。文化跨国主义不是西方文化的胜利,而是对非西方文化韧性和适应能力的证明。
方晋:谢谢李成博士。上海开埠的历史并不长,但是上海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都发挥了非常特殊和重要的作用。上海也经历了风风雨雨,每次冲击之后,上海都会变得更加强大。上海的这种特殊的地位,既是时代造就的,也是上海人民奋斗和全国人民支持的结果。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上海一定会继续发挥特殊和重要的作用。
非常感谢李成博士今天晚上的分享,相信大家听了以后都会有很多的收获。再次感谢您,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线下相见。
李成:再次感谢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邀请,能让我坦诚地讲很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