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F对话（CDF Dialogue）围绕全球政经局势、商业价值观、国际合作、人类发展等话题，秉持“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对话，旨在推进中国与世界理性、平等的沟通交流。

本期嘉宾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李成。

李成博士成长于上海，1985年赴美留学深造并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研究。2006年，李成加入全球顶级智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作为布鲁金斯学会百年来首位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华裔主任，他对中美两国政治和社会都有着深刻的理解。

2022年中期选举将近，美国国内政治面临怎样的挑战？

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应该如何增进了解？

两国中产阶层和年轻一代如何成为双方良性互动基础，避免成为零和对抗的根源？

本期CDF对话，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方晋与李成博士将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探讨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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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目前对中国研究不够

“美国本身面临着教育、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问题。”

方晋：首先，请教一个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到要在国务院成立一个跨部门的团队，统筹协调对华政策的实施。目前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有哪些存在问题或矛盾，拜登政府协调各方可能遭遇的质疑和困难是什么？因为我知道美国对华政策讨论当中也还是有不同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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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布林肯提出美国国务院将会成立“中国屋”，这是一个跨部门的专门团队，实际上美国目前确实对中国的研究不够，尽管美国有来自学校、民间或政府的各类研究机构，但是上传的途径并不是畅通的，所以在国务院建立一个跨部门的机构，也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重视。

从宏观上来讲，我想从两个大的框架来回答这些问题。一是美国教育领域的问题，美国因对中国和国际事务研究不足而面临种种挑战。二是从美国的经济、政治、安全的大背景来谈论目前美国存在的挑战和问题。

第一，教育来讲，我首先要引用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查尔斯·金于2015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名为《国际研究的衰落》的文章。该文章谈论了美国国际研究的衰落，探讨了美国国际事务研究中一些基本的问题或者根本性的问题，问题包括美国社会越来越内向，政府和民间对外国语言、社会、文化的研究往往偏离了对真实地方的真实了解，变得非常空洞。这篇文章观点非常犀利，指出年轻的美国人可以与开罗的同龄人一起玩电子游戏，与圣彼得堡的朋友在线聊天，并下载北京乐队的音乐，但是“消费这个世界并不等于理解这个世界。”

第二，我将从美国社会的大背景展开，着重谈论经济、政治和安全等方面。

从经济角度来讲，现在美国通货膨胀达到40年新高，当然这是全球性的问题。英国的《金融时报》和芝加哥大学的主流经济学家进行了联合的调查，发现70%的经济学家认为明年美国经济会陷入衰退，而且很多人认为美国年度的核心通胀率可能会超过3%，这都是很大的数字。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影响股市和房市，美国30年期房贷利率已经突破了5%大关。

很多人担心美国经济会硬着陆，这意味着美国会形成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和利率飙升的恶性循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发出了警告，指出本次全球通胀比70年代严重一个数量级，尤其对美国。所以，他认为美联储并没有做好应对这场危机的准备。

这些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将要出现的这场危机可能比70年代更糟糕，因为它不仅仅是事关石油，而是包括粮食、石油、疫情所带来的三重冲击。

此外，贫富差距在美国也非常明显，大城市无家可归的人在不断增长，你在华府美国著名的水门大厦前就可以看到不少无家可归的人。加州前财政部长，曾竞选加州州长的华人政治家告诉我，在洛杉矶可能就有七万五千人无家可归。

拜登在上个月提到，今年秋冬季，美国可能会有1亿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这些也会影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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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政治撕裂。美国的分裂实际是多方面的，存在于党派、种族、阶级、利益集团、代际、区域、产业、意识形态等多个维度，而且这会延续很长时间。人们认为俄乌战争会使美国团结起来，但事实上并没有。

还有很多其他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式作出判决，取消宪法规定的合法堕胎权，且将赋予各州制定堕胎法的权力，这造成了美国民众的抗议，抗议者认为这是历史的倒退。另外还有种族矛盾。拜登确实为改善种族矛盾做了一些事情，发布了一系列围绕种族平等政策的行政措施，但民众间的仇视、对抗仍在上升。民调显示，1/3的亚裔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前段时间我所在的布鲁金斯学会邀请了越南裔的国会议员来给我们做演讲，她在演讲中也谈到了，她现在去停车场，或者夜间外出，都会感到非常惧怕。对议员来讲都是如此，可以想象其他亚裔目前的处境。

还有枪支问题。现在美国平均每天都会发生两起群体枪击案，而我们却看不到对这种情况有效的制止。

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在关注美国是否会取消对中国的关税。目前看来，可能会取消一部分，但要取消全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取消关税是有政治阻力的，复杂的国会议事程序、反华势力的活跃都会给减少关税、去关税设立很多关卡。去关税实际上可以帮助美国缓解通货膨胀，是一个双赢的选择，连去关税都这么难，其他议题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拜登的做法就是响应了两党比拼谁对中国更强硬的这种随波逐流的对华政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会建立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联盟，举办美国-东盟特别峰会，成立贸易和科技委员会。

美国的企业界对全面脱钩和精准脱钩都持保留意见，他们还希望与中国保持贸易往来。关于外资撤出中国的说法具有误导性，这种说法并没有给出确切的数字，也没有说明撤出中国是暂时性的还是长时间的。美国的投行都普遍看好中国，可以说，如果中国市场不好，那么世界上哪一个市场是好的？答案是没有这样一个理想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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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并不是一个垂直坠落的过程

“在往下走的过程中双方始终会有些调整、情况会些反弹，也会有积极的因素出现”

方晋：谢谢李成博士。正如你刚才介绍的，美国当前面临非常多的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的问题，当然中国也面临自己的问题。这个时候，负责任的政治家应该把主要的精力用于解决这些问题，改善人民的福祉，而非将精力花在打压别人，特别是当所谓打压依据的是不准确的信息和认知基础上时，将很可能决策失误，带来不利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中美两国加强交流、增进了解、减少误判非常重要，这里面有很多工作是可以做。

您曾说过，中美两国了解双方的文化背景对我们做出判断、做出决策非常有利，可以避免把对方的想法简单化，减少误解和偏见。

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你觉得中美两国之间还有多大的空间来加强和推动人文的交流？我们还能做出哪些工作增进了解，减少误判？

李成：也许你注意到，在最近的两三年当中，我一直在主张中美两国要加强中产的互动，要加强教育、文化的交流，要换位思考，关注人类共性，也就是要在现在中美关系低落的时期建立坦诚批判、建设性的对话平台。

中美关系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不同意有些人所说的，中美关系是一个垂直的坠落。我看到现在中美关系的走向是一个螺旋式的下降，因为对任何一方而言坠落都将带来巨大冲击，甚至会有战争的可能性，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然而，在往下走的过程中双方始终会有些调整、情况会些反弹，也会有积极的因素出现。事实上，不管是两国的元首，两国的利益集团，两国的有识之士，还是两国的民众，都应该阻止极端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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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需要讨论如何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中美两国有结构性的矛盾，一是两个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版图上地位的变化，也就是中国人经常讲的“老大、老二”。因此，美国认为自己的领先地位、领导地位受到了挑战。也就是说，二战以来的历史上，美国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中国这样综合国力与美国相匹配的对手，当时苏联也只是在科技、军事领域中的某些方面占优势，并没有实现经济一体化，科技上也无法超越美国。

第二个结构性矛盾是两国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的矛盾。中美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不同并不是什么新闻，但是问题在于，如果美国是蒸蒸日上的，是能够稳定发展的，美国就不会在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然而美国自身出现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会觉得中国的迅速发展或者中国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咄咄逼人。

最近发生的俄乌战争是二战以来世界秩序全面崩塌的标志性事件。国际秩序的倒塌以及重新确立的背后都是暴力与战争的腥风血雨，我想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这是重塑国际秩序的最后一场战争，或者认为其冲击仅限于欧洲大陆。这场战争带来的阴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会消失。

我个人认为，单边主义和两极对抗都不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需要，世界应该是多边主义的。但是很遗憾，正如基辛格指出的，一些国家的梦游般陷入了歧途。基辛格博士不仅给了我们警示，也指明了出路：今天的美国和中国几乎是同等强大的，这在世界近代史上都是罕见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全面摧毁对方，这将是一个绝对没有赢家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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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晋：谢谢李成博士，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关于中美关系大背景的阐述。您刚刚提到中美之间两个结构性矛盾。从我的角度看，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发展道路，我并不认为中国会将不同的政治制度视作不可弥合的矛盾。

中国政府的执政目标是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中国优先考虑的还是国内经济的发展，而非主动改变国际秩序。国际秩序的失序无疑对全球、对美国、对中国都是不利。

同时也许我们还需要反思，国际秩序失序的源头在哪里？我们是如何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个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好时光”走向失序的？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能接受国际关系不断螺旋向下的结果，因此我想我们应该主动做一些事情，至少应该加强诸如论坛等智库之间的对话，以增加中美互信。

中产阶层是构筑两国良性互动的基础

“中美关系不断恶化背景下，亟需寻找新的交往推动力”

方晋：接下来我想要谈谈你最近的著作《中产上海：重塑中美交往》。

中美两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对生活有相似的追求，我们都希望过上好的生活，希望我们下一代有好的教育。书里特别提到，两国领导人都把中产阶层的发展作为重要的政策选项。当然现在两国情况、背景不太一样，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而美国中产阶层的萎缩却成了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所以我想问的是，中美都在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事实可不可以成为两国良性互动的基础，而不是对抗的根源？李成：方博士您问得很好，我想展开一下。

中美关系目前是不断恶化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为中美交往寻找新的推动力变得愈发重要，我们急需构筑两国良性互动基础，扩展双方的共同点。

在审视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优先要务时，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各自社会中产阶层的发展。拜登政府提出“中产外交”，而他的前任特朗普总统也把“让美国再次伟大”作为其执政的纲领，并希望通过对中产阶层大幅度减税来实现这一目标。

就中国而言，自世纪之交以来，减贫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始终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

1979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时，其人均GDP不足300美元，约为美国的3%。中产阶层在当时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与之对照，过去几十年，美国中产阶层日渐萎缩，从二战后占美国人口的70%降到上世纪70年代初的61%，2000年再降至55%，如今主要研究机构认为中产阶层是50%，实际上估计会更低。有些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中产，但他们可能实际上并不属于中产，而很多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产，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他们确实属于中产。这又是一个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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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划分出五个收入群体，在1980—2014年期间，这五个收入群体的中国公民都从经济全球化当中获益很多，中产阶层开始出现或增长。而在美国，只有顶层那20%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有明显增加，其他四个收入群体的收入情况几乎没有改善，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能取得2016年选举胜利的主要原因。

美国公众对超级富豪精英有怨气。举个亚马逊创始人、美国超级富豪贝佐斯的例子，之前有5万美国人在网上请愿，希望他到太空后不返回地球。当然这里有笑话的成分，但是都说明了美国中产和劳工阶层的愤怒与沮丧与日俱增。

对于美国中产阶层的状况，中国国内许多人不了解，因此也无法换位思考。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中产阶层在过去40年当中，尤其最近20年的显著增长，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美国经济的开放，这是历史的事实。正如新加坡著名学者，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老朋友马凯硕所说，中国人把美国的繁荣包括美国庞大中产当做一种资产，这已经帮助并且会继续推助中国经济走向繁荣，这是中国人的心态。

但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中产阶层是否能对中国现在和今后开放的市场有同样的认识，大家一起把中产世界的蛋糕做大。在目前这种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没有太多的推动力的情况下，这应该是我们要关注的。

我的新书《中产上海：重塑中美交往》对目前两国过分强调分歧的趋势提出了不同见解。我认为这种趋势将导致双方的二元对立，也会加剧不信任和对立。当然要说渊源的话，主要是由于美国的不自信造成的。

中美关系中的某些紧张和冲突，是我们过分关注差异的结果。事实上，将注意点扩大到共同身份和双方的相似之处，将有助使对方的形象更人性化，培养同理心，彼此尊重扩大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