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多个主要经济体通胀率均达到历史性高位，通胀阴霾笼罩全球。近日，世界银行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9%，警示衰退风险。

此轮通胀将在何时见顶，上世纪70年代式滞胀风险是将否重现？如何看待主要经济体收缩性宏观政策应对通胀的有效性？各国应怎样携手破解可能的“滞胀”格局？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挑战，中国应如何“稳增长”，发挥世界经济增长引擎作用？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处邀请来自中国、美国、欧洲的专家围绕“滞涨风暴是否重现？”召开“CDF Webinar网络专题研讨会”。会议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方晋主持。

“当前全球经济滞胀风险与上世纪70年代初存在明显差异”

当前全球面临的高通胀、低增长状况，与20世纪70-80年代“滞胀”时期较为相似，但也存在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能源和粮食供给冲击对就业的影响相对较小。上世纪70年代初西方主要国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维持在30%-50%的较高水平，是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石油和粮食危机造成了当时较高的失业率，在滞胀环境下失业率上升进一步加深了经济衰退程度。

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西方主要国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大幅下降，截至疫情前美英法三国已经不足20%。服务业替代工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受能源和粮食供给冲击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全球可能出现低增长、低失业并存的局面。

第二，货币环境宽松程度远超以往，货币政策转向可能引发严重经济动荡。20世纪70年代滞胀前，全球货币环境处于宽松状态。1969-1972年，世界广义货币占GDP比重从53.2%上升到64.8%，提高了11.6个百分点。但是宽松程度远不及当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持续多年通过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2020年疫情爆发后，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采取了较为激进的经济刺激计划。

2020年世界广义货币占GDP比重从上年的125.4%飙升至143.9%，仅一年时间就上升了18.5个百分点。当前，主要经济体央行正加快收紧货币政策，刺破资产泡沫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并将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形成负面冲击，全球金融陷入动荡的风险加剧。

第三，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均衡加剧，国际政策协调难度加大。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不同国家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不一致，即便政策着力的方向一致，政策力度、时间、效果也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差异，国际政策协调难度比以往更大。另外，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经济体债务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压缩了其政策调整的空间。20世纪70年代初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外债占GDP的比重在11%左右。2020年中等收入国家外债占GDP比重达到28%，低收入国家则高达36%。

第四，地缘政治矛盾更加激化，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更加复杂。美西方对俄严厉经济、金融制裁以及对乌加大军事援助的行为，加大了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分歧的难度。北约向北扩张将对欧洲安全格局造成重大影响。同时，美国宣布启动 “印太经济框架”，对亚洲政治经济格局施加更大影响。“印太经济框架”主要为配合美国“印太战略”，排他性强、战略色彩浓厚，势必影响亚太地区正常政治经济秩序。

“滞涨已经到来，应对需强化多层级国际协调”

局部国家的滞胀已经来临，全球滞胀必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就通货膨胀而言，有些国家已经超过警戒线，达到 60%。美国经济可能连续第二个季度出现负增长，说明美国可能已经进入衰退的模式。因此，滞胀现象不管是或长或短、或深或浅，它已经到来。

另一个问题是通胀会不会变异继而持续？今年上半年的通胀预期上行，未来的通胀预期会不会持续攀升是决定通货膨胀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央行通货膨胀盯住制度在本轮预期锚定中面临考验。目前我们是在高债务状况下恢复通胀钉住制，通胀钉住制的实施会不会带来一场超级金融崩溃，能不能回到大缓和时期所倡导的规则化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框架之中，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诚然，目前的情况跟七十年代的滞胀有很多的差别，针对本轮滞胀治理措施也将与70年代由有本质差别。在需求端，我们要平稳地退出量宽，避免过度财政收缩所带来的实体经济硬着陆。在供给端，传统的方法是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同时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但这些举措还不足以应对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滞胀问题。

应对本轮滞涨需要我们强化多层级的国际协调：第一，在绿色转型上的这些成本，能否通过有效的国际协调在绿色技术合作方面达成新的协议；第二，这一轮俄乌战争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我们能否通过多边谈判给出针对俄乌冲突问题的相对缓和的解决方案；第三，如何避免地缘政治带来了防务成本的增长；第四，供应链重构的成本谁来承担。

“警惕为降低通胀采取过份强硬措施”

上世纪70年代应对滞胀是一场前车之鉴，我们应从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但真正令我担心的是，今天人们可能因为过分关注避免犯同样的错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当前挑战来自供给侧的冲击，随之而来的短期内发生就业、生产问题和一定通胀影响是很难避免的。

通胀会对经济造成长期不良影响，但经济衰退同样如此。若政策制定者为了降低通胀而采取过于强硬的措施，将会加剧生产端的问题甚至导致衰退。2008年经济危机刚刚过去十几年，如今若在新冠大流行的情况下叠加经济衰退，问题会更大。在供给端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需要有所取舍，平衡通胀、就业和长期的增长的多重目标。美国已经有了连续两个季度负GDP的增长，但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已经进入衰退了吗？我认为还不能很快的下定论，我们也不知道长期看未来会出现什么情况。

“当前形势下政策制定者面临艰难抉择”

疫情期间英国实施了停薪留职政策。这被证明是应对劳动力市场风险非常好的办法，避免工人失去他们的技能和积累的人力资本。但如果经济恢复时不及时调整这一政策，则会导致通货膨胀。相对价格不断的有上升使必需品变得更加昂贵，对人们就业、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英国有10%至11%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上升，这两者对于家庭生活和工业生产都是不可或缺的。

政府的作用就是决定如何分配这些负担，完全由市场来分配不是一个好的社会政策，因为外部原因造成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意味着大家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降低，低收入家庭受价格上涨影响更大，正痛苦挣扎。另一方面政府能起的作用却不明显，他们很难处理这样的相对价格上涨和由此造成的生活水平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面临困难的政策抉择，一方面需要降低社会需求，另一方面又需要支持企业以保证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我认为政府可能提高税收补贴低收入家庭，中央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以部分抵消部分通胀压力，能源价格高企将倒逼和激励人们加速向净零排放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