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言总是让人备感荣幸和愉快。遗憾的是，我今年不能亲自出席。就我个人而言，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我亲爱的中国朋友们给我的温暖和支持让我深受感动。

就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有能力实现一些惊人的成就，如使8000万人摆脱贫困，在控制新冠疫情方面取得惊人成功，取得重大技术成就，以及现在有望恢复每年6%的GDP增长速度的惊人前景。相比之下，西方在同样的时间里无法实现其中任何一项成就。

我们看到，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已经展现出非凡成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经济和美国影响力引领的西方经济在过去几乎整整50年里显露停滞迹象。

然而，由于两国的规模和差异，可能存在这样的机会：中国给予美国一些东西，美国也给予中国一些东西。

我产生这种想法，是在注意到西方对中国经常账户盈余过高（西方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样做成本高昂）的抱怨日益增多时。这种盈余似乎不仅是一种市场结局的结果——即中国人的储蓄倾向异常高，或是新冠疫情导致投资需求疲软，而且是中国央行设定高利率的结果。

然而，中美两国当然有可能进行谈判，以找到一种交换条件，使两国经济都变得更好——无论如何，正如两国政府所认为的那样。如果中国做出所要求的让步，美国可以做出补偿。

中美经济之间另一个会产生某些成本的相互作用，是在台式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的生产中，雇用中国工人生产中间产品。这一相互作用完全不同于第一个，因为在这里，是中国市场给美国制造了问题，而不是中国政府。

分配中国工人生产中间产品的直接后果，是使这些行业中的许多（但不是全部）美国工人失业。此外，随着中国生产这些中间产品的行业出现劳动增加型技术进步，这些中间产品的供应继续增长。结果，这些中间产品流入美国，正在压低这些行业的工资。

同样，中美两国当然也有可能找到一种解决办法，或一种交易方式，为美国政府与中国合作提供一种不仅仅对中国人进行补偿的方法。两国或许能够找到一种让双方都变得更好的方法——实现互惠互利。也许在实践中很难找到使两国都变得更好的机会。但我们可以肯定，确实存在一国的行业重组可使两国都变得更好的机会——无论如何，以某些标准衡量，确实如此。

但是，如果两国不进行协商，这种改善是无法实现的。如果两国不就对双方而言更好的资源分配方式交换意见，就找不到使两国都变得更好的资源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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