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1年会，于2021年3月 20-22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线上线下同步举行。其中3月20日经济峰会，第七单元会场一讨论的题目是“中美经贸协定何去何从？”，主要围绕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未来中美如何加强贸易合作展开。

本节讨论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长聘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达巍主持。与会嘉宾分别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安达保险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埃文·格林伯格，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伯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姚洋在发言中指出，当前两国对彼此仍保留着较高的关税，对中国的生产企业和美国的消费者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不符合两国利益。因此为了进一步发展中美经贸关系，两国首先就应该进行谈判，去掉新增的关税。其次，美国对中国施加的技术贸易的限制问题需要得到解决。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政策限制了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有损美国企业利益。因此修复两国经贸关系，应该就恢复高技术产品的正常贸易进行谈判和磋商。在谈判途径上，中美两国应考虑先通过双边谈判，探索新的规则，作为加速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基础。

埃文·格林伯格认为，当前中美关系遇到了一些困难，也处于波动期，两国应进行以现实为基础、更加深思熟虑的外交接触，使两国重回合作的道路上，同时开展良性竞争，保护各自利益。拜登政府希望两国采取务实的交流方式进行坦诚的对话，并已经制定了议程。中美两国需要在外交上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各自在世界中的位置，及各自的工作重点和关心的内容。找准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及分歧对改善中美关系十分必要。

他还提到，中美两国应该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制定进行合作的议程。首先要从以建立信任为目的的简单议程开始，推迟那些当下无法解决的重大差异，解决彼此之间可以解决的问题，加深了解并且建立避免冲突的机制。在贸易和安全摩擦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两国须认识到长期以来，许多美国公司一直深耕中国市场，同时许多中国公司也同样致力于在美国市场的发展。中美的商业和投资界均应鼓励政府，基于规则的对等贸易和投资管理权，为两国创造更多的就业和相应的机会。此外，格林伯格指出，第一阶段协议的通过，为金融服务投资开放市场和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增强了外企对中国投资环境的信心。不仅符合国家的利益，同时也是两国通过谈判进行合作的较为罕见的事例。作为两国投资贸易领域的重要的概念，“互惠互利”可以帮助中美相向而行。

亚当·伯森认为，中美关系的稳定，是两国商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拜登政府将继续来实施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该协议在知识产权等方面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然而在许多其他问题上还没有得到落实。下一阶段的中美贸易协议，应当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强调对话沟通。一些重要话题，像知识产权保护，不使用童工等，都需要通过对话和沟通来解决。第二，增强实施协议的透明度，提高对风险的可见性。第三，建立有效机制，减少政府的干预，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科技的交换。第四，推动高质量贸易协议的执行。中美两国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属于高质量的贸易协议，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有能力落实和执行此类高质量协议，双方在此过程中也应降低出现政治冲突的可能性。

贾庆国指出，中美两国需要一定的互信来维系合作关系。缺乏彼此间的信任将导致两国的脱钩。然而全面的脱钩既无必要，成本代价也过高，因此从现实角度出发，在一定范围内相互依存，是两国当前有效的相处之道。两国需要首先降低一定的国家安全风险，通过定义风险范围，达成对维护国家安全行为规范及标准、监测与惩罚机制的共识。这样既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国家安全的问题，同时也保留经贸关系所带来的利益。

董云裳认为，当前中美两国主要聚焦是否相互构成了威胁，而从长远来看，两国需要解决如何共同生存的问题。两国需要释放更多善意，慢慢改善过去四年受损的双边关系，为今后一段时期的中美关系奠定基础。两国需要培养专业外交和沟通的习惯，避免在公开场合相互指责，多进行常态化，低调的沟通交流。同时，作为大国，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然成为全球的领导者，中美两国都应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接受建设性的批评，并提高政策的透明度。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表明，哪怕是在压力重重的情况下，中美依然能够进行对话，并取得一定进展。其所涉及的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这些议题非常重要，为两国未来的经贸往来奠定了基础。因此中美双方需要在这些问题上继续努力，确保在这些问题上的承诺能够得到执行。

她还提到，农业的采购当然对于美国是重要的问题，希望双方能够在此领域开展积极的合作，而不是进行零和游戏。并且在下一个阶段能够通过市场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而不是由官员来定采购量，由政府过多干预该领域的贸易往来。此外，全球贸易框架还需进一步改革，更好地对多边贸易进行监管，并通过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更好发挥好监管的作用。

克雷格·艾伦表示，2020年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取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包括完成了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议（RCEP），中欧全面投资协议（CAI），同时也释放了加入CPTPP的信号。这些协议的签署与“一带一路”倡议一起，推动了亚洲的经济体系转型。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对“十四五”相关的法规进行起草，希望各个部委，省市级政府能够参考CPTPP的规范和标准，将双循环经济的构建对标CPTPP的高标准。尤其是在一些具有挑战的领域，包括劳工权利、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知识产权、补贴、工业标准、数字贸易等等推进标准化与规范化改革，并致力于为进口产品服务与本土产品服务提供公平竞争、自由开放的营商环境。

他还提到，当前中美之间的平均关税是20%，贸易的下降，将导致投资受到打击，并降低贸易粘性。因此中美之间存在一些真正的风险，包括这些临时性增加的关税有可能会成为永久性的关税，并给双边经济关系带来永久性的扭曲。中美两国应继续执行重要的第一阶段协议，并利用CPTPP相应的框架结构和价值布局第二阶段的协议谈判，这对于改善两国关系来说都有帮助，并支持我们的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改善区域的经济结构，为全球的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鞠建东认为，中美两国的合作是基于互补的比较优势。虽然两国不同的体制为不同行业提供了更有利于发展的比较优势，但都需要自由贸易，并不需要其他的国家来改变它自己的体制或者说关税。此外从竞争角度来看，避免将过多技术划归军事范围内更符合美国企业的利益，增加过多的限制将会给美国企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再者就是强调国家安全应从维护和平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为了增加冲突的风险。因此两国应就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领域范围进行充分讨论，明晰一定程度上实现科技与工业独立自主的门槛及范围。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撰稿：焦东华；校对：王子豪，陈泽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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