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于2021年3月20-22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线上线下同步举行。其中3月20日经济峰会，第二单元会场一讨论的题目是“全球科技创新：塑造合作和竞争新规则”。本节讨论由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主持。与会嘉宾分别为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成员黄卫，《纽约时报》外交评论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弘毅投资董事长、总裁赵令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胡弗鲍尔，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

黄卫在发言中表示，“十三五”期间，中国科技事业加速发展，创新体系更加健全，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创新开放合作不断拓展，在提升人民福祉的同时也为世界的科技进步与繁荣作出了贡献。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和科技创新能力与国际合作开放并不矛盾，二者是统一的。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我们的产业链不能自主可控，就没有能力服务好第二大全球经济体，就不能服务好14亿民众，可能还会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好了，我们就有更好的能力来跟世界各国开展产业和科技领域的合作。当前，从世界范围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通过科技合作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的需求更为迫切，我们鼓励中国科技人员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与国外的同行加强交流与合作。我们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在尊重对方核心利益与遵守国际共同规范的前提下形成良性的科技合作与竞争共存的新的关系。在以下领域积极开展对话交流和深度合作：（1）在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公共卫生等可持续发展领域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2）在重大突发传染性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科技合作机制推动务实的科技合作；（3）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深入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和积极牵头组织国际的大科学计划和工程；（4）优化保护创新，激励创新制度环境，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化制度环境，推动中国成为全球企业创新创业的理想栖息地。

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1979-2019年是中美合作密切的40年。在此期间，中美双方的学术、媒体交流都很自由，但是这样的格局已经结束了。过去中国制造出口低端产品，美国制造出口高端产品，两国之间的制度和意识上没有明显差异。但是在过去十年，中国可以在全球跟美国竞争销售深度产品了，所以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定义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技术关系。如果我们分裂中美，进入技术冷战，那么中美双方乃至全球就会不那么和平、不那么繁荣，也会变得更加不安全。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些新的规则重新定义两国之间的关系。对美国来说，非常迫切的一点就是让中国企业能够显示他们是遵纪守法的，而不是直接把他们禁掉。在中国方面，要在技术层面上有真正的对等。中国应让美国的企业能够显示他们可以在中国遵纪守法地经营。同时，中国要展现出诚意，这将会为美国总统和外交官创造更多的行动余地。中国和美国应继续像原来一样，双方都要做出实实在在的行动，实现一个融合繁荣的世界。

赵令欢表示，现在中国正在成为有竞争力的全球技术和创新领袖，但是不幸的是，在过去两到三年时间里所有这些非常好的进展都被看作是不公平的、不可持续的，大家就开始用“冲突”、“战争”这样的词汇描绘中美关系。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战争”具有破坏性，会有严重后果。他指出，数字化改变了世界，我们相互联系，无法做到脱钩。我们面对的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全球性的大问题，我们需要互相依靠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摒一弃些传统的思维，尤其是零和游戏的思维。贸易战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经验：贸易战对于解决贸易争端无济于事。技术战既不符合逻辑和事实，也不符合科学规律。目前我们遇到了全球化的问题，我们需要竞争与合作，也就是竞合。“竞争”具有破坏性，但是管理得当的竞争具有建设性。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制定共同接受的规则。 

加利·胡弗鲍尔表示，中美地缘政治方面的矛盾使得国家安全问题严重威胁了技术在全世界的进一步传播。近来，中美双方在国家安全方面都采取了一些举措。他认为有两点可以通过中美之间的进一步合作来实现。第一，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达成有中美参加的多边协定。第二，凭借最近谈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为中美之间的经贸协定铺路，化解地缘政治紧张当中的经济因素。中欧之间的协议包含以下内容：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盟，外国的直接投资要能够享受公平的待遇；给国有企业的补贴和有关的服务必须向其他各方进行披露等。

薛澜指出，在过去这些年全世界的创新领域有两个重大变化：首先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其次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创新发展的最核心的原因是改革开放，政府确实大力推动改革，但这是市场化方向的改革，而且今天这个改革还在继续。他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位居世界前沿。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人工智能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发展新技术的同时，也高度关注其社会影响。在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方面，中国非常愿意和全世界所有国家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研究它的社会影响。我们要想办法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合作，建立合理的全球平台来协调人工智能的治理，寻找我们共同的价值基础，但同时也承认各个国家在这方面的差别，共同推进一些基本的准则和规则，保证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为人类造福。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撰稿：梁婧姝；校对：李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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