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1年会，于 2021年3月 20-22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线上线下同步举行。其中3月20日经济峰会，第二单元会场三讨论的题目是“释放消费新势能”。本节讨论由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主持。与会嘉宾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宝洁全球董事会主席、总裁、首席执行官戴怀德，物美集团创始人、多点Dmall董事长张文中，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明以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宋晓梧。

高培勇表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中释放消费的新势能，肯定会涉及到多个维度，其中税收就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他认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表明从税收角度去释放消费的新势能主要不是从总量角度着眼的，而是从结构角度去着眼的。从税收角度来看扩大消费的战略决策要从三个方面考量。第一，中国现行的税制结构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结构，间接税就是累退税，对扩大消费是不利的。第二，间接税要潜入价格，价格的三要素是成本、利润加上间接税，这一部分比重大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相对就高，无疑对消费也是一种抑制的因素。第三，直接税比重上升，特别是对于居民个人征收的直接税比重上升，它对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就会相应的提高，从而也就能够让税收在缩减基尼系数上有一定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该计划在税收的总量大致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不会伤及转移性支付。转移性支付显然也是有助于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扩大消费。

戴怀德表示，根据他们的研究，中国消费者有自己独特的特点。第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护肤市场，并且也有着最复杂的消费者。第二，中国的妈妈们成为了世界上最为精明和复杂的妈妈，她们对婴儿用品比如尿布的要求非常高，最近中国的妈妈们也希望去买对环境影响最小的绿色的产品。第三，增加竞争也能够推动创新，改善整个价值链，对消费者和公司来说都有好处。这些政策结果也会使得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消费者能够从中获益。消费市场需求的增长不仅仅需要良好的政府政策，同样也需要一个良好的产业供应链。他强调了科技在推动市场发展和消费的作用，并表示宝洁非常支持在媒体、产品定制、供应链等各个领域使用最新的技术。

张文中阐述了四个主要的观点。一是，疫情之后的消费者信心对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极其重要。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严重抑制了消费者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对居民和企业的消费刺激显得尤为重要。二是，中国的实体经济和实体零售在中国的消费发展中必须发挥重要的主导性的作用。要看到中国的零售行业基础是比较薄弱的，零售企业总体上规模比较小。他认为，实体经济应当拥抱数字化，数字化应该是一种包容性的，能够让实体店铺从业者都能够得到红利的数字化。第三，物美和麦德隆的整合是能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实体经济拥抱数字化的未来提供一个可行的范例。第四，如果零售企业要抱团取暖，要做大规模，一定要认识到这种规模的扩大必须建立在数字化的基础上，而且数字化要彻底数字化。即，要做到在数字化基础上用户的线上线下全面一体化，供应链全面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商品全面的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全面的线上线下一体化。

王祥明表示，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冲击，经济形态和贸易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最终消费支出占我国GDP的比重仍然接近55%，内需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和决定性的力量。他认为，未来进一步释放消费新势能，可重点关注四类消费增量。一是，持续城镇化带来的增量。如果“十四五”末达到65%，意味着每年进城人数仍将达到千万人级的规模，加上人口加速向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转移，由此带来的购物、医疗、教育、住房等消费需求仍将巨大。二是，供给能力提升带来的增量。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必须持续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如果供给质量和效率不高，势必会影响需求的发展和拓展。三是，消费结构优化带来的增量。在居民收入稳步提高以及消费观念转变的带动下，居民消费不断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改善，服务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功能性、多样性、个性化、定制化等需求特征趋于明显；老龄群体扩大，医疗保健、健康养老、社区服务、休闲娱乐等银发经济空前繁荣。四是，新技术、新业态带来的增量。大数据、物联网、5G、智能制造等新技术不断涌现、高速发展，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又为新技术落地生根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从网络约车到共享单车，从电商购物到网络众筹，从移动支付到扫码点餐，由新技术带来的消费新业态正在中国聚集爆发。

宋晓梧提出，从收入分配角度来讲，有四个问题需要关注。一是，要高度重视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二是，要高度重视在收入分配中低收入群体里面的农民工群体。2019年，2.9亿农民工占了我国4.4亿城镇就业人员66%左右，这是一个占比较大的低收入群体。三是，可以通过二次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缩小一次分配的差距，这方面我们有很大改进的空间。第四，关注二次分配中的社会保障问题和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在缩小一次分配差距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他建议，收入分配问题应该重点向普通劳动者倾斜，提高劳动报酬占整个劳动收入分配的比重，平衡劳动报酬和政府税收以及资本收益之间的关系。对于创新劳动，知识型的劳动，比如管理、技术方面，也要给予鼓励，这对扩大中产阶级有很好的作用。他认为，农民工根本的出路，不是对农民工建立独立的社会保障制度、讨薪制度，而是农民工市民化。在社会保障方面，要坚持基本社会保障在“十四五”时期以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公平性。最后，他表示希望能够认真研究、加快出台房产税和遗产税。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撰稿：钱胜存；校对：邱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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