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通常从贸易收益的角度来考虑两个大国（如中国和美国）或东西方之间经济合作的收益和成本：每个国家都提高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的产量，并将其中一部分出口到另一个国家。

这种贸易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在将其产品出口到美国时，从产品上涨的价格中获益；美国在将其产品出口到中国时，也从产品上涨的价格中获益，最终实现了两国国民收入的增长。

然而，一个国家的产品主要是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力和资本）组合生产的。如果一个国家进口商品的生产为劳动密集型，那么进口可能会导致工资率下降；如果该生产为资本密集型，资本收益率就可能下降。（劳动力收益率或资本收益率必有一种会下降，尽管二者不会同时下降。）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在实现了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所称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后，相对于与其进行贸易的国家，其经济体量迅速变大（以国民生产总值衡量）。因此，中国从对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总体上有所减少。在美国经济停止高速增长后，中国的经济规模相对于美国变得更大，因此从对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就更少。

然而，现在最重要的是在美国，有一些力量通过贸易以外的渠道进行运作，这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本次演讲中，我将探讨三种这样的力量：第一，生产率增长（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的严重损失以及由此导致的投资收益率下降；第二，投资“精神”的整体衰退；最后，美国公共债务规模的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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