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斯特恩：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世界格局？
为什么是他？
尼古拉斯·斯特恩是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曾前后担任英国财政部第二常务次官、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行长特别顾问。
他曾在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巴黎理工学院、印度统计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或从事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涵盖经济发展与增长、经济理论、税收改革、公共政策和国家的作用、转轨经济学、犯罪和犯罪统计学等。
不过，真正让斯特恩名声大噪的是他在布莱尔政府时期撰写的一份长达700页的报告——《斯特恩报告》。
这是一份不同于以往经济学报告的学术论述，斯特恩在报告中指出，气候变化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初的设想，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
因为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研究所作的贡献，斯特恩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候选人。
他告诉我们什么？
实施政策前需要思考：
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世界格局？
接下来的几个月甚至是一两年对各国来说将非常艰难。
全球范围内，人类面临着严重而持久的经济衰退风险。我们现在的政策选择，可能会让经济变得更好，也可能让它变得更糟。
在实施经济刺激政策的这个过程中，需要思考一下我们需要或者希望达成一个怎样的世界格局。
这其中，有两个事实值得思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人类陷入民族主义和割裂，进入了20年黑暗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试图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时，通过更多的合作、投资，来尝试改变做事的方式。二战后的中国也经历了一段比较困难的时期，刚刚实现国家的解放，开始建设自己的国家。
我们应该以二战后的时代的眼光看待世界，而不是再回到一战后的时代。
他的建议
世界各国应采取怎样的经济政策以复苏经济？斯特恩认为，目前各国的要务是从“救助”阶段转到“复苏”阶段，让全球经济尽快复苏。而“复苏”又是全球“转型”的第一步。
从“救助”到“复苏”
中国将为封锁措施的退出提供指导
“救助”阶段主要目的是阻止经济溃败，同时保护弱势群体。
需求和供应崩溃与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封锁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的群体。这不是我们在2008年看到的需求崩溃，所以应该实施的是真正的救助方案而不是刺激方案——它必须更有针对性。
目前环境已经不再成为最重要的考量，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为未来的复苏做准备。设计救助的一揽子方案时，需要提前考虑如何退出封锁。我希望外界密切关注中国的措施。
救助的第一步是要退出现有的封锁措施，有三个主要的维度：从哪些人、哪些地方和哪些活动开始逐渐退出封锁。
第一个维度是年龄和健康，年轻人可能恢复更快，比老年人更加稳健、更加有生产力，我们需要慎重考虑这些因素。
第二维度是地域，一些地方在其他地方之后面对疫情，一些人比别人先染病。我们将如何在一个更大的群体中区别不同地区的紧急情况？
第三维度，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公共交通网络、不同的人口密度和经济活动，我们要思考哪些环节和部门需要首先复苏。
在丹麦，这周就有学校复学；在西班牙，制造和建筑行业已经首先复工；就我的理解，中国首先要恢复制造业。
这几个维度我们需要仔细考虑，它们与医疗、经济、社会和政治也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如何走出封锁。有些人正确地称之为“退出战略”。
从“救助”到“复苏”
退出封锁之后，经济如何复苏？
欧洲在这一阶段，需要有非常强有力的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这是重启需求的重要部分。我们需要回归凯恩斯主义，鼓励投资。这是最基本的，即便不是唯一部分。
尽管基础设施投资极为重要，但我们不能狭隘地看待基础设施投资，还必须考虑服务行业。在中国，服务型经济也越来越凸显。
信心丧失和严重的流动性问题对复苏是挑战。减免增值税，提供政府支持性贷款，免除一定的债务，对提升整个服务业的信心至关重要。
考虑到这些投资的资金需求和服务业的需求，很明显，我们要大幅增加赤字。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增加债务，并在此范围内增加货币融资。
不得不承认，欧洲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复苏后不久就采取了紧缩政策。
这种体量的债务是无法通过紧缩政策来管理的，必须要以增长为目标作规划，这种战略思考非常重要。
现在的情况和2008年不同，这些政策也是有风险的。但每个政策选择都是有风险的。我认为，现在采取紧缩政策带来严重的经济停滞和衰败的风险和后果，远远大于实施强力的凯恩斯主义的干预而提高债务的风险。
中国和欧洲的情况不一样，中国已经走向经济复苏，从原来的救助转向复苏，我们希望参考中国的经验。
他最大的担心
点击视频看斯特恩谈对未来新病毒与生物多样性的担忧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这个未来是可持续的吗？
我认为，各国对此必须有非常明确的愿景。
我们不能再依靠19世纪和20世纪的技术，不能只依赖化石燃料。中国的生态文明，高技术、发达的服务业，这些发展目标和愿景，在我看来也是全球都需要考虑的。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本应今年在中国举办。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经历过的大多数病毒都来自某种动物，比如禽流感、猪流感。这次的病毒很可能来自蝙蝠或蛇。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新的病毒和大流行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要为下一次流行病做好准备，但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底这些流行病来自哪里，以及气候、生物多样性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也包括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
人类未来的行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要让全球经济朝着更加有韧性、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就意味着要在能源方面做出改变，比如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以及交通工具的创新。
这也意味着我们要以创新的方式规划城市，未来要更多地关注自动驾驶技术、整合公共与私人交通、发展可再生资源驱动的汽车等等，还要考虑土地的使用，保护动物栖息地等等。
欧洲绿色协议就非常强调这一点，我希望这也将是“十四五”规划的核心内容。
此外，碳定价、城市规划、技能和创新投资、监管等相关政策都有助于共同推动这方面的投资。
最后，我们需要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进行正确的投资。
金融部门应规避那些对环境和气候不利的投资，转而寻找更具吸引力的绿色投资机会。这意味着金融部门在报告透明度方面要有意识地保持一致，并认识到负责任的投资是可以产生优秀回报的。
他希望什么？
中欧应携手合作，引领国际主义精神
中国在第十个五年计划，也就是世纪之初的五年，经历了科技股泡沫破灭，又经历了SARS。当时的关注重点还是传统的制造业技术。
到了“十二五”规划时，中国便将规划重点更多地放到了环境上。习近平主席也非常重视环境。所以，“十四五”规划对全球来说意义重大，向高科技、服务业的转型在这个大背景下可能会继续加速。习近平主席也说到，疫情过后更要强调对环境的保护。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也应该会是第一个走出疫情的国家，所以大家会关注中国如何行动，以此思考未来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如果中国所采取的增长方式是更加可持续的，那么对其他国家就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是中国未来领导经济发展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在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创新、服务业方面制定的发展原则我认为都是非常正确的。
我希望中国和欧洲可以一起重建经济，以可持续为基础，关注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并在疫情与提高国家韧性方面进行合作。中欧有能力，也应该在这个时机引领全球。
中国目前在全球发挥了非常重要且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投资方面。很多时候融资是由中国的债务提供的，所以中国也需要更多地考虑是否要免除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
在这个时刻，国际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我们希望中欧能够引领这样的旗帜，做出各自的决策，同时通过决策帮助发展中国家，这意义重大。
他回答了哪些问题
斯特恩：关于民族主义抬头，我觉得有两个主要因素需要考虑或者说做到。
第一，在做宏观政策选择和其他政策决策的时候，不要再犯错，从而导致经济陷入长时期的衰退。
比如刚才讲到，太早的紧缩政策可能会加剧民族主义情绪，因为在经济不好或国家陷入困境的时候，大家往往会推卸责任。经济方面的问题越严重，这种情绪就会越强。
第二，只是避免经济政策上的错误还不够，还要积极地、主动地帮助别人。
比如通过中国和欧洲的合作来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不仅对于我们非常重要，同时也是展现国际合作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渠道。
我认为中欧合作非常关键，也恰逢其时。中欧有这种能力，也应该从现在开始这样的合作。当然中国和欧洲都有各自的问题，但这不应阻止合作。
我希望美国也能一道开展合作，美国不会永远维持现状，我希望会有一些更好的变化出现。
点击视频看斯特恩谈如何避免陷入民族主义
斯特恩：首先，中欧可以一起帮助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这是马上就能做的，也是现在所需要的。这一工作非常重要，也能向国际社会展现我们齐心抗疫的决心，当然这要通过医疗设备、医护资源等援助来实现。
第二，融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中国已经在非常慷慨地帮助欧洲国家了，比如向欧洲提供了很多医疗设备，这是表达国际主义的重要力证。当然欧洲此前也帮助过中国，但现在以中国帮欧洲为主。
第三，中欧可以在各自的战略中合作，比如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和欧洲的绿色协议，如果在这些内容上做出联合声明，合作就会很有价值。
我们可以统一政策立场，相向而行，沿着类似的轨迹推进。同时，保障COP15（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成效，和COP26（2020年联合国气候大会）关于气候变化方面的成效。中欧必须携手合作，确保中国举行的COP15和格拉斯哥的COP26的会议的成功。
如果不进行合作，我们可能会陷入类似于一战之后的非常混乱的世界格局，我们不希望这种局面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