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F：一般而言，出现新型传染病后，美国防疫工作的启动流程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各部门间是如何协作的？

麦克莱伦：美国有联邦、各州和地方政府的三级协调机制，资金支持以联邦政府为主。

联邦政府为CDC提供资金和资源，用来监控、应对潜在疫情。CDC为各州和地方卫生机构提供资源，支持基层的工作。各州政府和地方卫生机构自己也会调动一部分资金。

在应对新冠病毒这种重大事件时，CDC属于联邦政府应急响应体系的一部分。

最初，防疫工作由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领导。但为了协调更多的部门，改由副总统彭斯领导。

其他政府部门也会参与响应，其中最主要的有掌管边境、安全和交通问题的国土安全部，因为入境限制是疫情响应和边境管控的重要一环。

财政部也会参与响应，监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协助国会来应对融资和其他紧急融资请求。

联邦政府会协调各州和地方政府进行以下几个重点防疫工作：

首先是将工作下沉到社区，减缓疫情传播速度，比如实施隔离、居家工作、关闭学校等措施。

其次是研发诊断试剂，病毒检测最初由CDC负责，现在CDC已授权各地卫生部门检测疑似病例。各地医院和实验室也在研发检测试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实验室研发诊断试剂（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LDT）”

另外，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CDC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也开展了合作，支持私人企业研发更高效更便捷的诊断试剂。

所以目前有许多试剂正在研发当中，有的已经通过FDA初步审批。

我们的目的是让人们可以更快地在当地接受检测，比如在私人医生的诊所里，或者在社区的药店和家里进行检测，提高检测速度，同时保障检测结果真实可靠。

之后就是研发治疗方案。吉利德（Gilead）研发的药物正在中国和美国进行临床测试。在这方面，联邦政府、私营部门和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部门也在合作。

最后一点是研发疫苗，目前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正在研发当中。

这就是疫情暴发时响应工作的大致流程。监测并隔离、改善检测诊断技术，不断完善治疗方案，最终用疫苗来彻底控制住疫情。

目前，上述响应工作目前都在进行当中。

CDF：从美国的经验看，疫情诊断检测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

麦克莱伦：最主要的问题是能否快速的研发试剂盒，同时保障检测质量。

一般来讲，在面对疫情时首先要有诊断的方法和可靠的检测试剂，至少不能漏掉已经感染的病例。敏感性比特异性更重要。不需要完美，但是至少不能错过任何病例，尤其是在疫情暴发初期。

试剂研制也要快。一旦确定了病原体，就可以继续识别病毒的基因序列，通过复制就可以被用于试剂盒的研发，过程只需要几天。

中国这点上做得很好，迅速分离出了病毒，确定了基因序列，然后分享给了世界各地的研究者。这样新加坡、澳大利亚和许多其他地方的研究者就可以开始研发试剂了。

“速度”对于控制疫情极其重要，而且可以更加准确地判断疫情的发展情况。

CDF：一些已经感染的病人去医院之后可能会传染同在医院的其他人，如何避免医院内部的交叉感染？

麦克莱伦：未来疫情管理重点将会是社区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

如果可以及时获得所在地的疫情信息，线上问诊，在家或者社区内获得检测等医疗服务，将对疫情防控产生很好的效果，可以避免人们涌入医院，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

CDF：您认为社区隔离以及建造使用临时隔离设施是不是一个好的措施呢？

麦克莱伦：建设小型隔离设施或者改建现有设施都是有效的。

美国的闲置设施空间并不多，但是一些其他科室病房甚至学校等设施可以改造，疑似病例可以在这些地方隔离。比如，钻石公主游轮上的旅客最初在军事基地隔离。兵舍等场地可以继续用作隔离设施。

美国还尝试在诸如心理健康诊所等社区设施内进行短期隔离。不过社区内会出现反对的声音，当地居民会不愿意，担心自己感染。如果疫情持续蔓延，可能要像以前一样，将学校或者体育场馆改造成临时防疫设施。

美国主要依靠居家隔离的方式，这种做法的缺点就是可能会传染给家人。如果感染发生在大的公寓楼或类似场所，也可能传染给楼内其他人。

不过相比之下，民众对居家隔离的接收度会更高。

CDF：中国采取了封城的办法来抑制病毒传播，许多企业也因此停产。美国会不会也采取类似措施呢?

麦克莱伦：这需要视情况而定。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之前，美国主要采取隔离和一些社区内的措施来限制传播，当时主要的担心是流感大流行。

因此这些政策特别注重居家隔离而非封锁社区，或者对某个场所设施进行强制隔离。

新冠病毒和流感有所不同，虽然传播轨迹类似，但感染风险更高，很多病例都是通过某个物体表面、手、嘴巴和飞沫传播的。

一般流感死亡率大概在0.1%左右，而中国以外的新冠病毒患者死亡率大概是1%左右，是流感的10倍。

美国也在探索更多有效阻断传播的方式，也会参考中国实践的经验。

在欧洲一些地方，比如北意大利和法国某些地区，政府都已经禁止人员出入了，这是很罕见的做法。

美国在过去70-80年间都没有采取过类似大规模的举措，但显然这种防疫措施在中国奏效了。

CDF：是否应该针对疫情做一些大规模的演练？还有哪些措施正在推动过程中？

麦克莱伦：美国大多数防疫举措都是为了避免暴发流感大流行而准备的。H1N1流感疫情推动了相关程序的设立。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产生的经验也将成为一个完善相关预案和技术的机会。

预案演练比较困难，但地方政府确实需要演练，需要有能力且有准备隔离很大数量的人群，即使不预演也要知道这种情况下都需要做什么。

联邦政府会与各州和地方政府进行一些模拟演练，也就是所谓的桌面演习或作战演习。在财政部的支持下，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设立了准备和响应助理秘书长办公室（ASPR）来监督这些模拟演练，帮助CDC维持紧急情况所需的药物、物资储备。这些物资都储存在美国各个地方，方便疫情暴发时迅速调派。

除此之外，各部门还要和私营部门一起合作，研发检测工具和治疗方法。研发快速检测工具有不同方法。但抗病毒药和疫苗研发则不同，病毒出现前是没有办法研制疫苗的。

目前像强生、赛诺菲等公司采用平台式的方法来研发疫苗（Vaccine Platform），研制成功后可迅速投入量产。埃博拉病毒疫苗已经采用了这种研发方法，并在非洲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投入了使用。这些平台可以缩短研发时间，加速量产。这是相关部门可以通过融资和财政规划来给予支持的。

CDF：您讲到了疫苗的问题。政府是否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加速药物审查，完善疫苗研发体系呢?

麦克莱伦：最理想的情况是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合作满足相关科研的需求，共同进行研发和生产。美国对赛诺菲和一些欧洲企业也给予了疫苗研发上的支持。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的FDA和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在药品研发标准上可以进行协调，类似的做法也都会有一定帮助。

CDF：很多情况下，疫苗来自跨国企业。未来中国可以采购疫苗吗？

麦克莱伦：我认为是可能的，中国现在应该考虑同各疫苗生产商就采购进行谈判。

此前H1N1流感等疫情暴发在一两个月内有所好转，但由于大多数人没有感染过，所以疫情在未来可能再次暴发，而且可能性很高。疫苗的研发是必要的，在全球范围内抑制住疫情也有利于美中两国的贸易和发展。

如果疫情继续蔓延，医护人员等其他常与患者接触的工作人员会特别需要接种疫苗。疫苗总会有副作用。我们还不清楚疫苗是不是适合所有人群接种，对儿童等特殊群体有没有不良影响。

所以我们不仅需要研发时间，还需要临床试验的时间，确保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归根到底，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加大投入。希望世界各国一起合作，提升疫苗研发能力。同时也要想清楚疫苗问世后的接种策略。

CDF：您对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能力建设方面有什么建议呢？

麦克莱伦：社区医疗体系的建设，提升线上医疗的能力、远程医疗、远程监测、居家或社区护理服务等，都与公共卫生体系的能力建设有关。

信息技术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搜集疫情信息，分析社区和个人的患病风险，并利用这些信息尽早提供治疗方案。这些方面的努力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类似的疫情。社区医疗卫生体系是防疫工作的基础。中国采取的像封城这种严格的措施也会对疫情防控有帮助。

此外，我想再强调一点，美国非常愿意在这一方面同中国开展合作，因为这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如今国家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互相都有人员往来。在任何一个国家出现疫情，如果没有高效协同的应对方法，都会迅速发展为大流行病。

我认为与中国紧密合作对美国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