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中国的经济将面临哪些挑战？疫情会对大国关系、全球价值链和经济走势产生什么影响？中国政府可以做出哪些调整，保障今年的经济和社会稳定？

为回答上述问题，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推出特别栏目“CDF连线”系列，与论坛代表们远程连线，深度解读疫情背后的经济政治逻辑。

剑桥大学教授、剑桥耶稣学院中国中心主任 彼得•诺兰

近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与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连线，讨论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挑战、全球经济影响以及全球未来的发展。

诺兰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老朋友，自2000年起，每年都参加中国发展论坛年会并发言。

访谈中，他首先表示中国为控制疫情的全球影响做出了很大贡献。

他认为，中国卫生健康的宏观指标是非常优秀的，疫情应对相比其他国家对H1N1的应对也更好。但这些事实和背景没有被国际媒体提及。

应对复杂的国际舆情，中国能做的就是摆明事实。

他还表示，全球面临着一个“文明的十字路口”，经济力量、话语权、领导力在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而西方很难接受这一变局。

在这个新时代中，合作解决问题、“天下为公”是唯一的选择。

俞建拖：在疫情的背景下，您认为今年的世界经济，特别是欧洲和英国的经济会受到哪些影响？

诺兰：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疫情什么时候达到拐点。综合多家机构的分析，特别是世卫组织的分析，我认为疫情转折会发生在二月底到四月间，这也与中国官方和国际卫生专家的判断吻合。

如果这个判断是对的话，疫情一季度对全球总产出的影响是相对有限的。

德意志银行近期的评估认为，今年第一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全球产出可能会约有0.2%-0.3%的下降，最大预计会达到0.5%。

疫情对美国和欧盟的影响会相对较小，而对东亚地区可能更为严重。东亚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与预计会同比下降0.4%-0.5%。如果疫情在四月转好，我认为一季度的经济下滑会在二季度得到弥补，在三四季度强势反弹，比同期表现更好。

俞建拖：许多人担心中国的疫情会让中美关系脱钩，影响全球供应链。您对此作何评价？

诺兰：抛开疫情的影响，中美经济已经存在一些脱钩的不确定性，当然两个经济体仍然是紧密关联的。

疫情不会对中美之间的供应链产生任何长期影响，因为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两国的长期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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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建拖: 您如何评价中国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应对措施？国际社会目前对此存在许多偏见，您有何看法？

诺兰：中国采取了十分有力的措施以遏制疫情发展，不仅在湖北，在中国国内其他地区也是如此。

这些措施限制了病毒跨国传播。以英国为例，迄今为止只出现了9例。我们非常赞赏中国采取的措施。

另一个重要的统计数据是传染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占同时段总死亡人数的比例：中国是4%，美国是5%，印度是26%，低收入国家则是50%。

中国、欧洲国家、美国、印度的平均预期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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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表现极佳，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优秀，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的人口预期寿命也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上述两个很基础的统计数据证明了中国在人民健康的方面的作为。

然而，这一点却没有体现在国际媒体中。我认为这些数据是应当点明的。最后，中国的危机应对应与其他类似的病毒的应对相比较来看。

美国也经历过类似的疫情。2009年，H1N1感染了约6000万美国民众，而美国的人口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因感染H1N1病毒死亡的人数大约有12万人。

中国则在这方面应对措施非常好，随着疫情好转，人们将会认同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的措施。整个国际社会有着共同的未来，中国为之做出了贡献。

俞建拖：您有什么建议，能让中国与国际社会更好地沟通？

诺兰：中国和WHO之间有很好的沟通，问题在于中国很难和西方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的人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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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在中国，卫生健康问题在西方国家本身也是很敏感的话题，过去英国也有过恐惧，疯牛病使人们几乎失去了理智，社交媒体一度很难掌控。

我认为中国的挑战是应对社交媒体，以及从社交媒体滋生的过度反应。

中国能做的就是向人们摆出事实。希望人们愿意聆听和理解。这并非易事，因为人们对于卫生健康问题抱有天然的恐惧。社交媒体的过度反应在西方也是难题，唯一能做的就是摆明事实。大家都要“实事求是”。

俞建拖：似乎很多国家民众的政治观念在转向，英国现在是保守党执政，美国和澳大利亚也是保守党执政，这意味着世界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情形吗？

诺兰：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是保守派，而在于人们，特别是高收入国家的人们对当今世界的认识有一些混乱。

OECD代表的高收入国家人口不到10亿。高收入国家以国际规则和科技把控了世界近200年。

我认为这个时期要过去了。我称之为“文明的十字路口”。未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占比会更高。它们也会获得更大的国际话语权。技术上的领导力也会逐步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确处在一个全球政治经济的十字路口。

曾经的英国领地遍布全球，其理念、经济、科技和塑造的国际秩序影响了全世界。世界曾是属于英国的，现在已经是全世界人民的世界。

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对很多西方人来说很难接受。

曾经的大英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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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建拖：这个大变局这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也会持续很长时间。

诺兰：我完全同意。以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为例，很多人认为这反映了英美社会对于全球化的困惑，他们所认识的世界在有生之年发生了巨大变革。

西方人也清楚世界是所有人共享的，包括环境、科技、创新等。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确实是进入了新时代。

俞建拖：我们能从当前诸多的不确定性当中找到确定性因素吗？您对未来的趋势有什么看法？

诺兰：当前有逆全球化的风险，一些人希望它发生。但我一直认为更紧密全球关系，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就像习主席说的“天下为公”，我们必须合作，否则人类会面临巨大困难。

如果想让子孙后代有可持续的未来，“天下为公”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必须合作解决气候变暖，环境和物种灭绝，财富分配不均，商业力量过于集中，全球金融体系监管等问题。

“天下为公”是一个基本的理念，中国在这方面是领导者，从理念和历史作为的角度来看中国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为21世纪和未来的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很多努力。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