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中国的经济将面临哪些挑战？疫情会对大国关系、全球价值链和经济走势产生什么影响？中国政府可以做出哪些调整，保障今年的经济和社会稳定？

为回答上述问题，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推出特别栏目“CDF连线”系列，与论坛代表们远程连线，深度解读疫情背后的经济政治逻辑。

俞建拖: 您如何看待冠状病毒的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特别是欧洲和英国？

斯特恩：中国经济约占世界经济的1/6。中国经济增长6%，就为世界经济总增长贡献1%。所以中国发生了什么对世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但现实比这些数字要更复杂。

疫情在以很复杂的方式影响到全球供应链，扰乱世界经济。很明显，疫情本身对包括欧洲和英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地区的增长是不利的。

一方面，本季度中国经济损失很大，这本身会对世界经济产生直接影响。

另一方面，供应链的影响是一个新情况。

在本世纪初SARS爆发时，中国经济仅占世界经济的4%，并且两者的联系没有现在紧密。所以就供应链问题而言，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前所未见的时代，疫情有多大的破坏性我们还无从得知。

如果库存足够，就可以熬过去，但库存会在某个时刻耗尽，所以疫情会持续多久非常重要。

可以说，病毒不仅对中国和世界经济，无论是在总需求方面，还是在供应链方面，都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影响目前还无法量化，但都是很大的。

俞建拖：您是气候经济学权威，流行病和气候变化都是全人类面对的问题，您认为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足以应对这些挑战吗？

斯特恩：这个时期给全球治理体系提出很大的难题。但我认为还是有前进的方法。

二战后，人们看到了重建基础设施的挑战，也看到了建设新的体系的重要性。战后，世界建立了联合国、人权宣言、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等。因为这可以显著减少经济、军事上的冲突。

现在我们的处境也类似，因为我们必须在今后的15-20年间大幅改造基础设施。我们需要让基础设施更清洁、更可持续，让流行病暴发的可能性更低。

全球碳排放趋势（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Fossil-Fuel CO2Emissions）

就像那时一样，我们需要重建多边开发银行，加强它们与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融合，加大对它们的投资。亚投行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本人也是亚投行的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我们也需要增加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投资。这次疫情说明，我们未来不可避免遭遇新的病毒，而人口流动性比以前更强，风险更大。卫生领域的合作是重建国际合作的一个契机。

这些做法无关军事、没有冲突性而且对贸易中性，如果我们能够做好这些工作，将有助于重拾国际合作精神，也将重振全球贸易。

现在是需要领导力和国际主义的时刻。我看好两个地区——中国和欧洲将会成为领导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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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建拖：国际治理能力的建设中，设立“气候变化银行”是否是个的好主意？

斯特恩：在中国建立气候变化银行是个非常好的主意。气候变化银行的投资会提振项目的其他参与方对于政策支持的长期信心。

我曾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中欧、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当时给人们带去了很大的信心。

我非常支持建立气候变化银行，希望中国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也希望气候变化银行可以投资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

俞建拖：您了解中国，对中国的政策也十分熟悉，那么您对中国“十四五规划”有何期待和建议？

斯特恩：我1988年第一次来中国，这30年里我亲眼目睹了中国非凡的变化，包括中国对生态文明和对低碳经济的承诺。

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一个对中国、对世界都最为重要的转折点。

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在放缓，这是跨越中等收入过程的正常现象。但与其他地区相比，约6%的增速仍然很快。问题在于，如何保持这个增速？

我认为答案很明显，应该大力投资先进技术。中国应该一方面大力投资技术提高生产力，一方面尽可能提高投资的清洁性和可持续性。

我也有一些的担心，中国有很多地区在遇到增长放缓或者如疫情一样的突发事件后，会回到过去诸如大量开发煤电厂的老路。

我希望“十四五规划”是一个面向未来的计划，加大投资高科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修复、农村地区。

这样，中国既是投资于经济，也是投资于21世纪的世界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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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建拖：中国政府也在鼓励大城市一体化发展。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斯特恩：首先，我认为城市的聚集通常对生产力很有好处，城市也有很强的创造力。

其次，很重要的一点是，城市基础设施在建造的时候就应该有生态文明效率的考虑。普遍经验是，紧凑性很重要，城市不应该无序扩大，应该在保证宜居性的同时，增加人口密度。我认为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将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现在很多城市的治理都可以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来完成，城市交通和能源系统比以前提高很多。如果把这些技术用在城市外的土地上，高科技经济与城市化和农村地区发展相结合，可以大幅提升土地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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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建拖：这次新冠疫情危机也提醒了我们，需要新方式来发展城市。仅仅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是不够的。

斯特恩：城市的运转方式与居民的健康高度相关。空气污染、生活压力和传染病等问题对人们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这些问题在城市尤其多发。

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让城市更宜居、更有吸引力、更创新更有生产力。我希望这会成为“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俞建拖：作为气候变化的专家和积极倡导者，您对《巴黎协定》的前景有何看法，特别是在一些主要经济体退出该协定之后？

斯特恩：世界的不同地区的进展不同。美国已经正式表示退出程序将在今年11月初进行。但是美国GDP至少一半来自有着良好气候政策的州或城市。这些地区仍在尽力遵守巴黎协定。

欧盟提出了绿色新政，取得很大的进展。英国也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目标是2050年底CO2净排放量达到零。

总的来说，《巴黎协定》执行尚可。

今年，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将在格拉斯哥举行，这是自巴黎协定之后举办的第5届大会。届时，我们必须大幅增加到2030年的减排承诺，并做出到2050年的减排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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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到11月大会召开的这段时间非常重要。目前很多情况仍不明朗，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中国的行动。我希望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排放峰值的目标，那将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在巴黎已经明确表示，将在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现在，中国有望在2030年前实现该目标。我认为最好的情况是，中国能在“十四五”规划内完成该目标，也就是在2025年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