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0年会，于2020年11月 11-13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其中11月13日经济峰会，分组会（II）会场一讨论的题目是“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何去何从？”本节讨论由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主持。与会嘉宾分别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任洪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勇，美光科技总裁、首席执行官桑杰·梅赫罗特拉，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吴富林，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东软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积仁。

埃德蒙·费尔普斯表示，在过去20年里，全球供应链的不断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生产力，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经济腾飞。美国也从供应链全球化中获益，但和中国相比相差甚远，—部分原因在于美国自身生产力在全球供应链形成之前就已处于很高水平。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之间发生的贸易政策分歧，让许多美国企业意识到自己供应链的脆弱性。费尔普斯认为，对此美国在商业和政治两个层面都出现一些变化：在商业层面，企业如果无法购买到生产所需的零件，就不得不自行生产零件，因为比起成本的增加，他们更不能承担的是外部供给的不确定性。在政治层面，政治压力促使美国制造商将海外生产转移到国内，以提高美国国内的工资标准，恢复国内男性劳动力的就业比例。

在费尔普斯看来，美国人对外包和贸易整体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人们在两方面的感受：一是对工作本身的满意度，二是是否感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公平对待。然而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人的工作满意度持续下降，美国中部地区的工人似乎越来越感觉自己的工资停滞不前，而高收入人群的工资却在持续增长。费尔普斯认为，美国人对于全球供应链的态度可能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做法，如果中国继续发展本国经济、积累资本和创新技术，将有助于提高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工资水平。中美携手减少污染，有可能会帮助我们走进一个新的合作时代。在诸多不确定性中，费尔普斯认为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我们必须共同努力，鼓励国际合作。因为合作将使每一个国家受益。

肯尼斯·罗格夫表示，过去几十年经济、生产力和贸易的增长，尤其是中国的迅速增长，支撑了非常良性的宏观经济环境，这是非常有益的，至少对于欧洲、美国来说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来应对疫情。

肯尼斯·罗格夫指出，当前反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美国，比如美国没有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但实际根源远不止这些，有一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经济和学术研究证实，认为全球化对于欧洲、美国总体来讲是有帮助的，但是却加大了不平等。很多人认为一个国家更富裕之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对高收入人群通过征税的方式来实现收入的再分配，但实际上税收和财富转移并没有真正的发生，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没有明显改善，所以他们觉得并没有真正受益于全球化。此外，人们会思考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所以也会有人反对全球化，这不仅仅来自于一个政党，左翼、右翼都有这样的观点。

肯尼斯·罗格夫认为，今后还可能会出现去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的趋势，而中美贸易摩擦对于通胀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目前全球的供应链存在的风险不仅仅从贸易的角度令人担心，从更广泛的宏观经济环境的角度来说也非常令人担心。

任洪斌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要推动形成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消除非经济因素干扰的国际共识和准则，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近年来，中央企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携手各国企业在更高维度、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成为彼此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任洪斌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球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中央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仅为中国供应链运行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全球供应链秩序恢复做出了积极贡献。一是通过保障基础供应，增强供应链韧性。二是通过按时保质履约，畅通供应链循环。三是通过强化投资拉动涵养供应链生态。四是通过加强防疫合作，化解供应链风险。

任洪斌表示，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国务院国资委将支持鼓励中央企业进一步发挥大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围绕打通供应链、协同上下游、稳住产业链目标，与各国企业加强合作，为稳定全球供应链持续贡献中国力量。第一，中国愿与各方在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方面深化合作，促稳链；第二，中国愿与各方在实施创新发展方面深化合作，促强链；第三，中国愿与各方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深化合作，促延链；第四，中国愿与各方在建立长效机制方面深化合作，促固链。

吴富林表示，中国正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际上，当今世界各国都处于类型不同的国内国际循环之中，实现循环的关键在于国际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更在于全球供应链的畅通和稳定。

吴富林指出，疫情下的全球供应链可能出现三大趋势，一是有限全球化、紧密区域化和充分的本地化。产业链条距离缩短，甚至变形。二是产业链趋向多元化、分散化和多样化，为降低过度依赖单一市场渠道、产品和技术的风险，人们的备份意识更强。三是更加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信息科技可以提升供应链的运转效率，疫情下，数字科技对增强供应链的韧性至关重要。

吴富林认为，在这样的形势下，国际社会应当加强合作，推动全球供应链的有序运转，金融业尤其要积极作为。第一，要提高金融资源的适配性，推动供应链优化畅通。第二，金融要重点发力关键节点，助力供应链稳固强健。第三，要深化金融与科技的融合，促进供应链融资高效智能。第四，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推动全球供应链绿色转型。

刘积仁表示，全球化的过程中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为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很大的好处。但目前有两个因素会对全球化的过程产生冲击。一是政治因素，国家间的竞争使得企业对于未来能否安全的生产或者获得一些资源、零部件、技术等产生了担忧。二是疫情影响，不仅影响了全球供应链，甚至对中国内部的供应链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过去供应链更多的是在制造业领域，但此次疫情对于服务链条的冲击非常大。另外未来在供应链的发展上技术进步一定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些问题的出现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未来的供应链的结构调整，思维方式和国家战略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刘积仁认为，各国之间在重新调整供应链的情况下，应保持顺畅的沟通。同时，在某些事业上和方向上的看法应该有更深刻的认识，比如高科技领域的供应链。由于高科技投资的成本较大、产品周期较短，日新月异，在全球合作的情况下，有利于我们用组合的力量生产更好的产品。但是目前的变化趋势一定会导致成本变高、效率变差，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持续发展会带来负面作用。可以看到，未来我们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供应链体系和过去相比可能会不一样，所以各国之间站在大局利益共赢共享的角度进行互相合作讨论沟通非常重要。

桑杰·梅赫罗特拉指出，今年全球经济面临严峻挑战，但是“双十一”有7000多亿人民币的交易额，每秒钟都在平台上产生大量交易，这些交易都是通过云进行的。人工智能、5G、云平台等使大量高频交易成为可能，促进了各个行业的发展，同时也会为制造业和供应链带来新的机会。

桑杰·梅赫罗特拉指出，有两个关键的应用促进了制造领域的生产力提升。一是5G，因为目前在制造领域大规模地使用工业数据对机器进行云控制,5G的到来使机器运行效率提高了10倍,可以实现更低成本、减少浪费率。此外5G可以使工业数据量进一步扩大，也能够实时向云端传输直播的视频来测知异常。二是人工智能，AI算法的应用可以使大量的数据信息实现自动计算，人工智能在这方面的表现好像优于人脑。通过解锁制造的基础设施和生产力，5G和人工智能将会带来4000亿到6500亿美元的新增GDP，同时也会对供应链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支撑作用。

桑杰·梅赫罗特拉认为，希望能够在未来立于不败之地的企业必须要强化供应链的韧性来持续为客户提供生产，有效的系统必须要有数据的透明度，这样整个供应链才能够实现高效运转。供应链的未来必须进行重构，这样才能提高生产率，同时还要能够和先进的情景设计相结合，改善供应链的灵活性，从而应对供应链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这个需要和各行业进行协作，不断地培养伙伴关系。需要通过全球协作、政府协作、产业联合体和论坛构建沟通的框架来降低风险，提供稳定的环境，这对企业做出长期决策、更好地推动全球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李勇就“稳定油气供应链”这一话题分享中国海油的三个观点和实践。第一，做大油气资源和市场规模，是实现油气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核心基础。近年来，中国海油立足油气全产业链优势，不断强化油气资源的“龙头”地位，持续拓展消费市场，带动畅通产业链循环。

在供给侧，大力推进国内海洋油气勘探开发，争当增储上产主力军，降低对外依存度；大力引进LNG，持续扩大绿色低碳能源供给；大力加强油气储备能力建设，牢牢把住供应链竞争的战略环节。在需求侧，坚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依托国内超大规模消费群体的市场优势，大力开拓市场，扩大销售。

第二，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是实现油气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内在要求。要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强”链的源动力，坚持把控制成本作为“固”链的重要手段，坚持把调结构促转型作为“优”链的有力抓手。

第三，坚持开放共享发展，是实现油气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基本遵循。中国海油把公司的发展融入国家能源发展战略、世界能源发展大局，注重提升油气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的系统性、协同性，构架国内外、上下游、甲乙方一体化发展模式。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重点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及周边地区油气领域合作。

最后，关于当今世界如何建立一个全球治理体系来应对和控制全球供应链受到的影响和颠覆，与会专家认为，第一步就是要改善中美之间的关系，这是未来几十年全球系统的核心，目前是存在空间的。此外，吴富林建议，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迅速有G20会议，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新的G20会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撰稿：王子豪；校对：朱美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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