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0年会，于2020年11月11-13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11月12日晚大会第六单元“圆桌会：打造韧性金融体系”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秘书长卢迈主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风险官肖远企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做主旨演讲。发言嘉宾包括美国桥水投资公司董事长瑞·达利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杰弗里·冈本，英国保诚集团首席执行官韦立思，汇丰控股有限公司集团行政总裁祈耀年，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马勤，友邦保险集团首席执行官、总裁李源祥，匈牙利国家银行行长杰尔吉·马托齐。

肖远企提出今年全球疫情的出现对我们经济运行和社会运转带来了巨大、长远而稳定的影响。当下全球的金融领域新情况：第一，全球超常规宽松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边际效应正在递减，政策空间受到挤压；第二，金融需要与实体经济共同参与宏观经济平衡；第三，货币政策工具的种类与边界快速扩展，重点转向资产负债表工具。

面对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新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因素以及较多的复杂环境，打造一个具有韧性的金融体系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首先，必须在方向性和操作性两个层面加强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国际协调；其次，必须研究分析疫情对金融产生的长期影响，“无接触金融”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货币政策的宏观审慎、微观审慎和行为监管等政策的标准和工具都需要作出反应和调整；第三，需要寻找合适的金融结构以适应国情并充分发挥金融体系的功能。

孙天琦表示，十九大以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实质性突破，金融体系韧性增强。三年金融风险攻坚战重点风险处置项目达到预期目标。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为2020年应对疫情留下空间。影子银行无序发展得到有效治理。重点的高风险机构有序处置。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风险得到全面治理。

孙天琦认为，当前金融领域需要关注的外部风险主要来自：疫情全球大流行下，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可能性；发达国家为应对疫情采取的超宽松的货币财政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疫情可能加剧逆全球化趋势，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内部风险需要关注：受疫情影响，宏观经济增速下滑，金融系统为打好疫情阻击战，稳定实体经济，扩大信贷供给，在短期将推高宏观杠杆率；关注疫情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冲击，商业银行需要前瞻性增加拨备计提，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加大，市场主体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需要提升。

孙天琦表示，下一步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稳妥推进各项风险化解任务。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坚持完善应对疫情中行之有效的结构性政策；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有效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打通金融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进一步改善对民营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使其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同时，精准处置重点领域风险，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加强金融监管，提高微观审慎监管有效性、行为监管有效性，功能监管要落地；继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增强市场内在的稳定性；深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推进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加强债券市场统筹管理，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给国内外投资者稳定的越来越好预期；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落实好已出台的金融开放措施，研究推出新的金融改革开放措施，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制度，设定统一的准入标准，推动系统化、制度化开放，不断完善营商环境，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主体，发挥竞争制度的基础性制度，将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密切配合，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瑞·达利欧从三个主要的储备货币循环中发现，在较长的周期当中，三个阶段的货币政策会不断的自我重复。第一个周期是利率推动的货币政策，也是最基础的政策，当利率达到了接近零或者负利率，则利率手段不再奏效。第二个阶段，即量化宽松等2.0版本的货币政策，资金仅在金融市场里循环，没有传导效应，无法解决财富不均衡的问题。第三阶段通过政府的债务来统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引导资金走向。瑞·达利欧通过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演变过程指出，目前整个金融体系存在由美元为中心的系统带来的风险。为了规避风险，首先要找到其他的另类的财富持有的手段，其次要推进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国际化，增加中国资产在国际市场上的吸引力。

杰弗里·冈本指出，为应对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各国央行纷纷降低政策利率，扩大资产购买规模，放松监管等一系列政策以增加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稳定本地债券市场以及缓解国内金融状况。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央行的政策空间有限，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金融条件可能会鼓励过度的金融风险，并在长期内助长脆弱性的积累，需要在财政政策方面努力。同时宏观审慎政策将在金融稳定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政策制定者需鼓励银行清理坏账，建立有效的破产制度，并建立灵活放贷的金融部门。最后，杰弗里·冈本指出需要重视疫情暴露出的占全球金融中介总量一半的非银行部门的重大脆弱性问题。

韦立思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认为中国的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数字技术，新冠疫情则作为新的催化剂，可以有新的方式促使政府或私营部门来推动监管的改革。他指出，私营部门可以通过和金融机构的互动，通过资源的投入形成良性的经济双循环，增加金融的包容性；企业的角色不仅帮助规避或控制、防范风险，还可以运用科技手段来帮助中国发展。

祈耀年针对如何助力创造更有利于企业运营的环境以及使其更可持续的问题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货币政策方面，货币宽松在疫情期间非常有效地为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提供了必要的流动性，但由于政策层面上负利率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实操层面不是非常有可行性，因此他不建议通过实行负利率进一步扩大货币政策。第二，货币政策本身是不够的，必须有财政政策为经济纾困，一方面通过更精细化的管理实现政策效果，另一方面要扶持受疫情影响比例比较高的行业。第三，从危机中吸取教训，了解如何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方面的伤害。不良贷款在经济危机复苏之后可能会拖累经济的发展，削弱银行业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扶持的能力。通过一些组合管理的方法管理不良贷是全球金融行业需要在未来几年解决的问题。

马勤表示，得益于20国集团推出的金融监管方面的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在疫情中体现的比上次金融危机更有韧性，但是逆全球化趋势、地缘政策风险加剧也为全球合作制造了藩篱。他指出，近期要退出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是不现实的。加强金融体系的韧性需要政府和金融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包括在国内确保政策的协调，保障社会和企业部门的弱势群体；完善公司的破产框架和资产负债表的重建；支持保险、再保险，确保政府为企业提供资助的可承受性；帮助企业纾困；通过持续性的改革为市场注入活力。中国通过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以及去风险的工作，进一步稳健了中国的金融体系。此外，这场危机还凸显了长期投资的价值。而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的问题会影响公司的业绩和风险状况，也会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

李源祥表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面对经济不确定性，需要有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和情绪管理来做好经济发展工作。世界各地的政府决策者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宽松政策、财政支持以及逆周期监管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成败取决于是否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和居民的收入，是否能够为他们做金融财务的纾困。一个有韧性的金融体系能够让政策的信号有效地传导至实体经济，减少危机对经济的整体影响。周期性、结构性的一些因素使亚洲相对韧性较强，但逆周期政策的长期影响不能忽视，它可能由于资源配置不当而产生系统不稳定。政策的设计要以持续稳健的经济增长作为原则，同时要管理不良资产，防止道德风险。正如中国展现的那样，一旦抗疫措施解禁，国内开始复工复产，政策可以从应急性的措施转向一些刺激增长的措施，能够去促进消费者的支出，能够让私营部门的投资恢复。这个过程需要国际的政策协调才能加强全球的复原力。

米哈伊·鲍陶伊指出，中央银行和政府需要使用高效、创新和有针对性的政策，采取正确的政策组合应对挑战。为应对危机各国央行放宽了货币条件，同时绿色和数字化议程成为了焦点。新冠危机要求小型央行也采取新的策略，必须扩大资产负债表来支持经济。他表示，新冠危机对金融业的影响不可避免，估值、流动性、信用和偿付能力风险全面上升，银行可能面临资产质量的恶化、不良贷款的不断增加。监管部门和央行应该适当评估贷款组合的质量，考虑推出贷款暂停措施以及贷款担保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中央银行和政府之间的密切合作是妥善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唯一途径，虽然目前危机管理是第一要务，但不能忘记长期目标是提高竞争力，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后，米哈伊·鲍陶伊提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政策必须协调配合才能长期支持竞争力。疫情也凸显了数字化和数字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撰稿：李莹；校对：朱美丽）

--背景信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自2000年举办首届论坛以来，每年举办一次，已经连续举办20届。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坚持“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形成了专业化、高层次的鲜明特色，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的对话平台。

--媒体联络—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夏 天  64255855-8086 xiatian@cdrf.org.cn

刘 阳  64255855-8031 liuyang@cdrf.org.cn

郭丝露  64255855-8014 guosl@cdrf.org.cn

施婉菁  64255855-8090 shiwj@cdrf.org.cn

--电子版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