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引发大众焦虑的问题。

3月23日，中国高层发展论坛经济峰会的分组上，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大家，从企业、研究和社会活动等角度，以“应对扩大的社会不平等”为主题，展开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讨论。

我想问大家的一个问题是：经济的目的是什么？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什么？或任何一个经济体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大多数人的福祉。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实现这个目标。

我做过一个研究发现，美国40%较富有和60%较贫穷人群之间差距非常大， 10%美国最富的人群的收入相当于美国剩下90%人群收入的总和。

较贫困人群能困难到什么程度？根据美联储最近的研究，40%的美国人一旦有急事拿不出400美元；60%的人群从80年代开始并没有实际收入增长。

穷人和富人在机会上的差距也很大。40%最富的人群对孩子教育的支出相当于60%贫穷人群支出的5倍。

“平等机会”这个概念，意味着一些自然的、基本的机会。但在上述情况下，没有所谓的平等机会可言。

现在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而是影响我们体制继续发展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够实现分配平等，不能够给所有人带来机会，就会拖延经济增长。

同时，教育对购买力也有影响。

现在美国经济顶层循环速度和经济底层差别很大。如果你有钱，就可以获得更多的钱，有钱人获得的钱越多，他就更加愿意支出。但低层人士，无法获得资金，就无法进行他们想要的支出，无法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从历史上看，如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会出现民粹主义和类似问题，带来很多的风险。现在我们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在欧洲、在美国的选举中也面临机会和收入上的差距。

我们的经验是，如果在个人层面上不了解社会不公平的影响，现存体制可能受到挑战。

1984年我第一次到中国访问，亲眼目睹了中国发展的变化。当时中国没有慈善，当时慈善甚至是非法的。

慈善在中国从无到有，不断发展起来，中国的慈善机构现在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中国了解国际上的一些先进做法。

我很高兴，现在中国对慈善越来越关注、越来越感兴趣。

如果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贫富差距，如果富人只关心自己，整个体制就会受到影响。我们需要有一种循环，而慈善将会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过去40年，中国发展速度非常快，现在中国已进入第二阶段，就是高质量增长阶段。而现在中国必须应对一些问题。

我的第一个观点是，GDP增长不一定带来大多数公民收入增长。

刚才瑞·达利欧已经把这点展示得非常清楚。虽然美国经济增长了，可是最低层工资跟60年前差不多。60年工资都没有增长，社会肯定是有一些怒气的。

第二个观点，GDP和收入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生活标准或生活水平的提高。

GDP并不是衡量经济社会状态最好的指标，因为有太多其他的因素。而对于高质量增长来说，其他因素非常重要，像安定、安全、住房等。要想生活水平提高，必须要考虑所有这些方面。

如我前面所说，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让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但同时不平等差距也在增大。

有人指出，中国在35年当中，所创造的这样一种不平等等于美国200年创造的不平等，这当然是玩笑话。

但中国的基尼系数和美国是可比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现象，贫困是衡量最底层人的指标，如果社会中存在巨大不平等的话，一定会带来问题。

美国有一位总统的候选人曾说过，不平等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实际上是对于经济、政治，以及我们社会体制的本身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也导致在全世界看到民粹主义的抬头。现在要处理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克服这样一种不良影响呢？

不平等是有多个层面和多个维度的。我们有很多针对性的工具，我们应该有更加宏观的视角来解决它。

中国其实有一系列的工具用来缩小社会差距。其中包括利用市场的力量，确保人们可以有更多的创业机会。

另外，要解决教育、健康、环境等问题，需要有很好的税收的政策。中国其实有很多机会，来进行税收政策调整。比如环境税、土地税、资本获得税等等。这些工具在中国运用得并不够。

社会保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市场并不能够提供足够多的保障来抵御风险，所有社会都需要有良好的社会保障。现在中国正在朝这方面努力，但中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监管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需要进一步强调监管的重要性。政府发挥作用能提高市场收入，产生较好的社会财富的转移。

刚才瑞·达利欧谈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其实是决定机会平等或不平等的基本因素。如果教育不平等的话，没有人敢说这个国家是有平等的机会的，包括美国也是这样。

所以中国也要更加关注教育的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现在所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推动教育。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教育产生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卢迈所做的很多研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的不平等已经达到了可以与美国比肩的程度。中国能不能创造出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并且来创造稳定的增长？

我觉得，中国是可以做到的，中国会变得更好。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确实已经比较严重了。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曾说过，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可能是世界最快的，中国不平等的发展速度，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快的。

中国的基尼系数最高时是0.491，现在降到了0.467。但这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确实是一个坏消息。

但我们也看到很多好消息，其中包括居民代际流动问题。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一项研究显示，2015年，居民代际收入弹性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人们有更多机会从底层向上流动，它主要是由中国城市化等等因素造成的。

《经济学人》调查显示，83%的中国人认为现在国家正在变得越来越好，在美国这个比例是38%。91.4%的人认为中国在未来十年会越来越好。

国家正在采取措施来减少贫困，绝对贫困的数量在下降。2017年，为了减少贫困，中央财政在扶贫方面所花的支出是4770亿，仅那一年就减少了1000万贫困人口。

在看到这些好变化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的人们父代和子代收入的一致性还是相当高的。父亲如果贫困、低收入，子代就会受到影响。

这种情况下，儿童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瑞·达利欧在他的书《原则》里专门讲过，儿童大脑发展对其一生带来的影响，这种情况在中国同样存在。

到2015年，我们国家仍然有47.9%的孩子生活在村里的。没有接受过早教和学前教育的山村孩子，和城市孩子差距非常大。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采取了干预措施，对0-3岁主张山村入户早教，对于3-6岁主张“一村一园”山村幼儿园，其本意就是公共服务要到村。

我们发现，干预的结果是非常好的。干预组的孩子相较对照组发生了很大变化。

“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干预措施效果

基金会数据显示，接受过山村幼儿园学前教育的孩子，在小学的在学表现（成绩）比没有上过幼儿园的孩子好很多。这种区别会一直持续到初中阶段，我相信也会延续到孩子今后的生活和发展中。

数据显示，学前教育对儿童在学表现有积极影响

而按照基金会计算，0-6岁孩子每年的干预成本只有600美元一年。

我认为，国家在这方面应该加大投入。

201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已经提出，要增加对学前教育、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职业教育等的投入，我们希望在相关措施尽早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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