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会，于2019年3月23-2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其中3月23日经济峰会，下午分组会（IV）会场二讨论的题目是“从自贸区到自贸港：开放新高地”。本节的主持人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祁祥，与会嘉宾为湖北省副省长赵海山，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施索仁，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在本节讨论中，赵海山指出，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往其他国家转移，但是中国有完备的产业链和丰厚的制造业基础，随着更多劳动力回流内地，制造业其实是在向湖北这样的内陆地区转移，而且这种转移还能解决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

他介绍，湖北正在向高级劳动密集型转型，利用人力资源优势，依靠互联网发展新兴服务业和制造业。目前，很多科技公司的后台服务、数据中心、研发中心等第二总部落户武汉。而自贸区在中国的发展，是从沿海拓展到内陆。湖北的目标就是打造内地全面开放的高地，建立起新的制造业标杆。

施索仁指出，自贸港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货物可以在港口停留、运输和储存且不用支付关税；二是所有商业船舶在港口被平等对待。目前中国的自贸港与这一开放港口的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其中最亟待解决的是对所有商业船舶平等对待的问题。

他对中国限制国外船只是为了保护本国船舶行业表示理解，但认为这对中国航运业不利，因为如果中国港口不开放，一些业务会被迫转移至韩国或新加坡等其他港口，会影响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增加贸易成本，最后转嫁给消费者。

李剑阁指出，自由港概念的提出早于自贸区。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大陆自贸区对标的香港已经成为开放性、多功能的国际金融中心和举世闻名的自由港。自由港不是固化的概念，而是与时俱进的过程。从提出自由港，香港就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

他续指，自贸区一般都设在沿海地区，而自贸港在自贸区中起到核心和引领的作用，因此自贸区和自贸港是两位一体，不可分割。

郑永年表示，如果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开放称为“开放1.0”，本世纪初加入WTO定义为“开放2.0”，十年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定义为“开放3.0”，那么目前中国正在进入“开放4.0”阶段。这一阶段要求中国进一步地开放，因此要真正地学习，而且是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内有些骄傲情绪。事实上，中国目前仍然需要依靠西方的技术。对美国企业来说，没有中国市场，也就是失去一个市场；但对中国的一些企业来说，缺少了美国的技术，就是生死的问题。要通过真正的开放，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张军指出，中国自贸区没有转口贸易，主要目的是承担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试验，与国际意义上的自贸区不是同一个概念，目前多个自贸区的工作重点并非贸易本身，而是希望以此能得到更多改革的政策，而国家也希望基于自贸区多进行一些局部的改革，在自贸区做一些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但现有的自贸区彼此之间没有相互的联系，制度创新也是垂直的，非常碎片化。

他表示，总结自贸区的经验，就要回到自贸区的“初心”，要做自贸港。自贸区中必然有非常有影响力的港口，特别是金融发达的港口城市才能做自由港。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下半场理解为要建筑开放新高地，而这些高地是基于自贸区来实现的，那么自贸区就要对标世界上最开放的地方，例如香港、新加坡等。

（撰稿  财新记者 彭骎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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