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会，于2019年3月23-2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其中3月23日经济峰会，下午分组会(III)会场七讨论的题目是“民营企业：与时代共进”。本节讨论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马骏主持。与会嘉宾分别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李兆前、罗兰贝格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常博逸、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TCL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东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李兆前援引数据称，目前中国有92家独角兽企业，在全世界排第2位，其中87家是民营企业。中国70%左右的新技术产品和技术创新来自于民营企业。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也得益于技术创新。同时，中国的民营企业分布在民生领域各个行业，解决近3亿人的就业，员工占城镇就业人口80%以上，占新增就业人口90%以上。没有中国的民营企业，就没有中国稳定的就业形势，也没有持续扩大的中产阶层。

常博逸表示，要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政府不应将企业按性质划分。以宝马公司为例，在宝马的发展过程中，欧洲国家政府确保它能获得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从这样的竞争中获得长久生命力。他提示，当前对中国企业来说有三点值得关注，即保持竞争力、打造品牌和数字化革命。在欧洲已经可以看到公私部门密切的合作，涉及能源、汽车、火车等行业，中国也可以在这一领域进一步尝试。

刘永好在问答环节回答有关混改的问题时表示，国有企业具有政府背书、资金雄厚、消费者认同等优势，但在机制灵活性、决策市场化等方面显然还不够。如何帮助国企提升市场化格局、提高效率，让管理者真正分享企业价值，就需要包括混改在内的一系列改革。他称，新希望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参与过混改，当时收购了30余个饲料企业，现在看来，凡是收购的、参与合资的企业，都过得不错，没谈成的企业几乎都垮了。现在约99%的饲料企业都是民企，所以早一点做混改是对的。

李东生同样就混改问题发表观点。他称，真正的混改必须改革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目前看到的多数国企混改方案，都是拿出少数股权在社会上出售，动员民营资本去认购，这样企业从法律意义上就转变为混合所有制。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模式依然是国企体制，例如高管限薪。如果仅停留在这一层次，混改是不到位的，混改一定要真正达到改变企业经营模式的目标，按行业竞争力的标准向社会招聘管理者。

李东生表示，目前看来，国家对如何进行混改还没有很清晰的标准，只是鼓励大家去尝试。但是，往不同的方向走，结果差异很大，这就需要管理者和管理部门能承担责任、做出决定。如果说金融领域需要由国有资本控制，那么在制造业领域、资源性行业，由于历史性原因形成的大量国企，如何进行混改，是决策者需要想透的重大命题。

周其仁表示，中国民营企业当下有两个特点或趋势值得关注。第一，很多发展较好的民企，开始呈现股权多元化，成为股份制公司、上市公司。第二，从民营企业、尤其是头部民企的业务结构看，这些企业和员工、客户、上下游、供应商、服务商等方方面面结成市场性契约关系，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市场契约网络中的重要节点。这意味着，对于大型股份制企业来说，企业的资产已经不单单是老板自己的财产，还涉及很多其他方面的财产，甚至包括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其他所有制拥有的财产。民营企业家做的每一个投资经营决策，不仅是使用私人财产，还要动员很多其他私人财产，甚至公共财产。头部民营企业的业务运行质量，例如支付宝、微信支付、华为的通讯基础设施等，都对国民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周其仁称，私有产权已不足以概括民营企业里成长出的私有经济的特征，整个社会要从观念、法律、政策、习俗等方面为上述新的发展留有足够空间。民营经济不是一个应对短期经济下行压力而需要关照的事件，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久共存。基于此，根本的问题是要稳定民企长期预期。

（撰稿  财新记者 程思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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