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F Insight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推出的深度原创访谈栏目。2019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采访一开始，欧伦斯先生就带着我们回顾了40年前中美建交的那个历史性时刻，并分析了中美建交的基础和一路以来的风风雨雨。

欧伦斯认为，智慧的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会意识到，中美间面临的共同挑战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经济危机以及恐怖主义等领域，而这些挑战也需要两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

面对一个走向孤立主义的美国，中国应保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减少与其他国家间的信任赤字，用开放和包容的精神推动全球化的发展并给更多人带来福利。

CDF: 作为中美建交那个特殊历史时刻的见证者之一，哪些故事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欧伦斯: 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2月28日签署了上海公报，我们在两国首都华盛顿和北京建立了联络处。但当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我们的预期是尼克松总统在未来几年会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水门事件发生了，他没有完成这件事。福特总统只当了几年总统，因此他也没有促成中美的建交。

因此，当卡特总统上任时，他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他通过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成立了一个非常小的团队，筹备建立外交关系的工作。我是团队里的小角色。我总是说我是团队里的“小土豆”。

中美建交的政治动力主要是由于苏联是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也是苏联的竞争对手。中美两国都认为，如果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可以更容易地合作应对苏联。这就是建立外交关系的政治背景。

建交的法律背景是，因为我们与台湾有着特殊的关系，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是，我们也需要继续保持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所以这个问题留给了法律顾问办公室，我们该怎么做。我们需要立法吗？我们需要行政命令吗？我们如何操作？

起草行政命令和立法的部分责任落在了我的身上。我当时才二十多岁。直到今天，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事。

正如我今天上午在论坛上的发言中所说，我生命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之一就是1979年1月，我在白宫，站在草坪上，邓小平对我说:这些人是致力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人。他过来和我们握手，那时我刚满29岁，那是一段非常感人的经历。

这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事。

1972年我来到亚洲时，美国还在越南战争中。越南，朝鲜，日本，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这些战争中丧生。然而自中美建交以来，没有美国士兵在亚洲阵亡。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它帮助创造了一个让亚洲得以拥抱和平的世界。而今天当我们为此受到批评，我总是说，我无法理解这种批评。因为当我来到亚洲的时候，美国人正在战场上牺牲，而从那以后他们就没有在这里献出生命。所以我认为这是惊人的成功。

CDF：中美两国领导人当年可曾预测到中美建交给两国今天带来的成功？

欧伦斯: 我们预测到的是和平。那时我们几乎和中国结成了军事同盟。

我们当时最大的恐惧是苏联，苏联是扩张性的，不久后他们就入侵了阿富汗。而中国在此之前的几年，也一直害怕苏联进攻中国北部，对苏联也有很大的恐惧。因此，我们认为，建立外交关系将带来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纪。

我们没有预测到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系，以及两国间贸易、投资的体量。当时基本上是美国将波音飞机卖到中国，而中国卖了一些纺织品给我们。

CDF: 过去四十年间，美中之间存在的核心共同利益使两国携手同行。您认为当前及不久的将来中美间还有哪些共同的利益值得关注？

欧伦斯: 最初的核心共同利益是反苏联盟，当苏联解体时，这个共同利益消失了。我们的共同利益就变成了经济发展。美国帮助中国把近八亿人从贫困中解救出来，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相信这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个共同的利益。经济发展成为一个共同的利益。

而今天，美国政府认为那些共同利益在消失。我在根本上不同意这一点。我认为我们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我们的分歧。

我认为必须退开一步，看看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把什么看作是威胁。

我认为他们首先把气候变化视为威胁，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都明白这一点。我在纽约经历了桑迪飓风。洪水淹没了我的家，我不能住在我自己的家，纽约、曼哈顿被洪水淹没。我们也在中国看到了洪水。

从很多层面上来讲，这是一种真正的恐惧。我已经被气候变化赶出了我的家，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明白，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孩子们就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我认为（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大多数中国人住在沿海地区。他们住在中国的东部。他们知道海平面上升会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包括气候的变化，带来的疾病等等。所以，我认为，这是最大的威胁。

我也经历过911，恐怖主义也是一种共同的威胁。流行病，埃博拉，未来另一种SARS，未来的疾病都将是威胁。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同样担心。

我认为最后一个威胁，是2008年曾发生过的事情，金融和经济的崩溃。这是美国与中国面临的四个真正的威胁，也是共同的威胁。而我们能够战胜这些威胁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合作关系，通过共同应对这些威胁。

将中美关系称为战略竞争的后果是，大量可以用于扶贫、社会项目、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被投入到军费开支。虽然也有人从军费开支中受益，但是99.5%的中国人和美国人都不会受益。因此，我认为这种叙事对普通中国人、普通美国人的生活都有真正的影响。

昨天晚上卢迈先生讲扶贫。他谈到的项目是很棒的，早期儿童教育、学前教育等等，我们在美国也讨论过。但要知道，它们不是免费的，这些项目需要的钱不会凭空出现。所以当这些钱被花在军事硬件，军事软件，军事服务上，实际上是枯竭了其他项目的资金。

CDF: 一些人担心美国正在酝酿着对最初建立的全球秩序和全球体系的重建，或者把中国排除在外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秩序。

欧伦斯：美国已经退出了一些国际机构，退出了巴黎协议，退出了伊朗核协议，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了很多事务。我认为这是一种偏差。如果看美国的历史，我们总是有这些独自行动的时期，然后又回到全球化的时期。

我认为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美国正在回撤。我期待，无论是一年半以后，还是五年半以后，我们的行政部门的成员会明白，世界正在变小。就像托马斯·弗里德曼说的，世界是平的。我们在美国、在中东、东亚地区所做的一切都是紧密相关的，这和历史上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会变回一个更加全球化的美国。

美国的失败，在于没能让更多人明白，在全球化中，大多数人受益，但不是所有人都受益。因此，那些受益的人有义务为那些因全球化而受到损害的人提供教育和再培训。所以如果一个工厂因为失去比较优势而倒闭，这没问题，但一定要为那些工人做点什么。而我们没能做到这点。所以他们对体制不满，把美国推向了孤立主义时期。

CDF: 您认为美国社会目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收入不均，主要是因为全球化进程所导致的，还是可以归咎为政府失败的政策？

欧伦斯：部分原因是全球化。这个国家的一些地区受到了全球化的伤害。但也是因为自动化、技术所导致的。你要知道，过去需要十个工人的事，现在可能只需要三个工人。因此，原因完全不在于全球化，而是技术进步、自动化等。

一种错误的叙事在美国流行，就是中国要为这一切负责。

在一次电视辩论中，和我辩论的人说，美国600万个工作机会被中国抢走了。然后我问，什么？六百万个美国就业机会？真的吗？没有哪个经济学家相信这个数字。我说我们一共才失去了六百万个制造业工作，不是因为墨西哥和加拿大，不是因为自动化和技术进步，不是因为其他的地方，而全部归咎于中国？这是非常不可信的。

我百分之百肯定我的看法是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我。我已经明白了这一点。虽然我确信我是对的，多数人美国人不再持有这种观点了。所以我在美国每天所做的就是努力说服人们去看事实，去看数据，学习基本的经济学，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CDF: 您认为中美之间存在信任赤字吗？

欧伦斯：两国间当然存在信任赤字，我们已经在论坛上讨论过了。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领导人发出的倡议是正确的，但这些说法从来没有得到实施。我们也听到论坛上的讨论，说企业会有国民待遇。但实际上我们有很多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的待遇是不一样的。说知识产权将受到保护，但我们也有知识产权没有受到保护的例子。所以在看到一长串这些事情后，一些人已经对中国政府所说的话失去了信心。

所以我们需要是实施。比如金融服务中取消股权上限，减少负面清单，是实实在在的进展。我们需要看到更多这样的进展，我们需要看到技术领域的更多开放，我们需要在媒体领域看到更多的开放。

CDF: 您认为中国政府如何能够改善与美国政府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沟通？

欧伦斯：就像耐克的广告说的，just do it。

去做就对了。不用去说，而是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去实施。问题在于，美国有一些人曾经支持建设性的接触，但现在不支持了。我们需要的是把他们拉回到支持建设性接触的轨道上来。

正如我今天上午在论坛上发言时所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站出来说真话。政府应该采取行动，让人民重新支持建设性的接触。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论坛。这次论坛的召开让我看到很大的希望，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这些公开的自由的讨论，并探讨如何建立一个更有建设性意义的美中关系。卢迈先生向美国人介绍了基金会在扶贫方面所做的工作，向他们展示中国最基层发生的事情，这对于为美中建设性关系重新铺路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