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在将辩证法应用于社会分析方面拥有最长的持续传统。自公元前三世纪阴阳学派诞生起，辩证的分析方法就一直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质上是辩证的。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矛盾性质的最深刻的两种分析来自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对于他们二人来说，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把“双刃剑”。对于斯密来说，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带来的动态力量与以道德为引导的政府监管这只“看得见的手”之间的平衡是他的两本书《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相互制衡的主题。对于马克思来说，为全人类的利益而监管资本主义矛盾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的要旨，而这一要旨在逻辑上是从资本主义本身的特征发展而来的。

自古以来不论东西方，行使个人自由与利润所驱动的市场扩张密不可分。这种力量，即资本主义，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和进取性，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在全球化的时代，自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以来，资本主义大大扩大了范围，带来的利益也变得更加显著。但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加剧。人类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摆脱了根本的制约因素，人类将自身能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但是他们对自己所创造的结构也前所未有地失去了控制。资本主义全球化创造了一种多面的、不受控制的疯狂的怪物，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分析的这一过程推向新的高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与生产和交换的关系，就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资本主义全球化深刻的矛盾对人类的生存提出了达尔文式的挑战。

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时期见证了全球层面爆发性的产业集约，资本主义的国际性特征急剧扩大。同时，全球层面的产业集中程度也呈爆炸性增长。全球监管才处于初期阶段。要想解决深刻的矛盾需要对“疯狂资本主义”进行全球监管，但是这充满挑战。虽然在广泛领域建立起了全球市场，但是人们主要生活在各自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身份感和利益。高收入国家（即西方）的10亿公民与中低收入国家的60亿公民（本世纪后期将达到80~90亿）之间的关系对达成合作以监管“疯狂资本主义”至关重要。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部分，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中国在长期的、不断演进的对全球监管的探索中扮演中心的角色。随着全球资本主义这只“野兽”越长越大，越来越有力量，对于生育和培育了这只野兽的人类来说，也更加有必要建立一个规范其活动的道德框架，从而防止这只野兽吞噬它的创造者 — 人类。要想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矛盾，除了探索国际合作外别无选择。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集体智慧的产物。人们共同选择的施展这种智慧的方式取决于道德。道德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指引道路的“北极星”。

为了“天下为公”的共同利益，建立全球监管机制以制约资本主义竞争的野兽，处于不同发展水平、拥有不同利益、不同文化的国家都应实践“仁”。如今面临的严峻挑战可能会迫使人们采取必要的行动以确保物种的生存。人类除了有竞争和破坏的本能之外，另一种本能就是通过合作保证生存。可能只有接近“最后时刻”时，人们才会最终被迫开始摸索通向全球合作解决方案的出路。随着人类望向眼前的深渊，“黄昏”的来临可能是推动全球合作的最终动力，这种全球合作也是全球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特征：“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分才展开翅膀”（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全球合作是21世纪共产主义的本质，共产主义是为了人类作为物种得以生存的“没有选择的选择”。

在人类试图在当下这个危险时期摸索出一条前进之路方面，西方与中国的关系是重中之重。中国正在试图“古为今用”。其核心在于“阴”“阳”之间动态平衡的思想，以“正和”的方式实现“中庸”。这种思想有可能在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在矛盾方面作出巨大贡献。 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以务实的方式寻找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市场监管方式。中国在以积极的方式将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动态力量与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对市场务实的、非意识形态化的调控相结合，这方面丰富的经验可以为建立以道德为导向的和谐的全球政治经济做出宝贵贡献，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全面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矛盾。这是为了全人类的一种“摸着石头过河”，彼岸是一个让所有的居民都能和平安全地生活、平等地获得可以实现自我的方式和手段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