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于2018年3月24-26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当前形势与任务：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言论精选一文，根据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网，新浪网等网站整理。

1、韩正：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

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发展势头依然强劲。

重搞贸易保护主义没出路
实行高水平的贸易投资化政策
6.5%增速是对规律的科学把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贯穿改革全过程
中国发展前景光明 要办好自己的事
过去5年煤炭去产能8亿吨

经济全球化是时代大潮，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但大势不可逆转。解决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问题，逆势而动，重搞贸易保护主义是没有出路的，搞单边主义和打贸易战损人不利己，只会引发更大的冲突和负面影响。

2、李伟：全球贸易体系处于大变革的关键时期

在2018年刚刚过去的近3个月里，个别国家新推出一系列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贸易保护政策，与现行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宗旨相悖，这可能会引发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跟进效仿，从而使二战后建立的全球贸易体系可能处于一种大变革的关键时期。

3、蒂姆•库克：全世界正目睹中国的创造力

是中国规模生产的卓越能力吸引我把业务带到中国。而现在，中国以高质量制造著称，而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领创新。随着中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全世界正目睹中国的创造和研发实力。中国不再只是简单的制造，它也承载着梦想。

4、何立峰：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

要着力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地保护各类所有制经济产权。完善物权、债权、股权等各类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要加快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深化劳动力、推动、资本、技术、资源等领域市场化改革，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要素价格的机制，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放宽民间资本准入领域。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5、刘昆：合理提高个税 减除费用标准 增加专项扣除

今年财政部将继续调整增值税税率水平，并按三档变两档的方向进行，重点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税率，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6、新任央行行长易纲首秀：为金融业开放划出三个条件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越是开放的领域，越有竞争力。越是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而且还不断的积累风险。

7、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对等开放并不公平

我国始终支持自由贸易，也提倡公平贸易，但是对等开放并不一定公平。各国的发展水平不同，国情有差异，真正做到对等开放既不合理也不现实。这不符合世贸组织的最惠国待遇和非歧视性的原则。

8、王一鸣：我国独角兽企业占全球36%

数据显示，去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服务业利润同比增长24.5%，王一鸣称，科技创新和技术的扩散正在进入活跃期，中国在科技领域正在从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已占全球的36%，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平台经济、新能源汽车等跻身世界前列”。

9、朱光耀：数字经济以呵护发展为主

我们应该以呵护和推动的态度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像任何事物一样，注意到它的另一方面的影响，比如税收征管，反洗钱措施等等，一定要在监管方面跟上，但是总的原则大家认识到是要以促进以呵护它发展为前提，同时面临它带来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影响。

10、帕斯卡尔•拉米：向保护主义低头让所有人受害

21世纪的国际贸易是一个基于规则的游戏，而非基于实力或强权。我们需要一个更开放的社会，如果有些成员国没有认识到世贸组织的价值，其他成员可以继续在组织内合作。

11、李扬：去杠杆任务繁重 所谓结构改善是转移到了住户

去年中国整个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了2.5个百分点，结构有所改善，所谓结构有所改善就是说转移到住户，其他都有所变化，中国非金融公司杠杆率是有所下降。但其中国企部分还在上升，下一步的去杠杆的任务还是很繁重的。

12、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在本节讨论中，楼继伟以中苏两国的历史差异，总结了为何中国没有延续计划经济体制，而是走向改革开放。中国能成功实现改革开放的原因，一是在于坚持了市场经济的导向，不断提高法制化水平；二是以开放促改革，实施有顺序的开放；三是选择了正确的改革顺序；四是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形成了地方政府竞争的经济格局；五是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六是对错误的政策取向及时纠偏。当前改革开放进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包括由于高度分权的地方政府之间的无序竞争和国家治理不到位而形成的弊端日益显现；由于追求高投入、高消耗式的经济数量型增长而不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而带来的投资效率下降、生态环境恶化、分配公平性下降和福利承诺不可持续等问题。对此，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五个统筹”。在中美关系上，美国不能因为中国的竞争力强，就觉得全部压力主要来自于中国。美国要想清楚，中国也要想清楚，我们两国没有必要打。“当然现在已经打起来了，我觉得中国商务部给出的措施还是比较软弱的，没有打到美国疼的地方。”“如果我在政府，可能先打大豆，然后打汽车，不会让任何人占便宜，打一打大家就可以一起谈了。”

林毅夫表示，中国实现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在于采用了务实、渐进的改革措施。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时，效仿新自由主义，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全部取消政府干预，试图建立现代的市场制度，使得一些资本密集型的先进产业走向崩溃，造成大量失业，社会发展停滞不前。而中国对一些与就业、国防安全相关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予以保护；对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开放，在竞争中占领市场、积累资本，从而实现后发优势。

迈克尔•斯宾塞认为，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效显着，尤其在数字经济领域，包括机器学习、AI应用、机器人技术等方面，中国已经跻身世界前列。但近期包括华为、中兴在美国遭受审查的案例表明，中国亟需参与国际合作来共同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技术监管。

斯宾塞指出，在通常的贸易投资领域，世界各国已经通过谈判等方式形成了相应的合作条款，但在数字经济领域，目前还没有任何相关条约能够对包括政府在内的相关各方形成约束。中国在保持贸易和投资开放的同时，需要审慎仔细地考虑通过国际合作、国内监管或者国内规制，对数字技术进行更好的监管。“因为数字技术实际上已经可以成为武器。”斯宾塞说。

史蒂芬•罗奇表示，未来几年里，中国还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矛盾。第一是要理顺供需关系。目前中国政策层面的讨论已经转向供给侧，但对需求侧的重视程度不够。第二是产权和所有权的问题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等等。国有企业的改革推进没有太大起色，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第三是对过去和未来目标之间关系的处理。

罗奇还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恶化表达了深切的担忧。他说，美国的政策，是受特朗普总统“飘忽不定”的思路去决定的，这些政策让人非常担忧，而且会带来风险。中国没办法去忽视外部环境里面的风险，特别是和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的关系。他说，中国在过去的40年来，确实在一种很不稳定的国际环境里发展，自90年代以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但是，接下来的这40年挑战也不会弱。对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如此。可能对美国会更有挑战，美国好像有一些迷失方向了。” 罗奇说。

13、应对全球不平等的挑战

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认为，科技进步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将重塑未来全球经济社会体系。例如，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未来大量的开车司机可能被机器所取代。如今很多人所从事的工作，可能会在未来5-10年面目全非。如果能够有效利用经济增长的轨迹曲线，进行长期投资，可以抓住机遇获得良好收益。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均等受益于经济增长。劳伦斯认为，最受益的人往往是已经具备良好经济基础的人。因此，必须建立起更加包容的金融和社会体系，使更多人受益于金融增长和技术进步。着眼未来，为了避免让社会在代际传递中加剧贫富分化，政府和企业都应当具备长期投资的意识和眼光，建立起强有力的养老保障体系，政府不能单枪匹马解决问题。企业机构也应当建立长期的发展目标，着眼于下一个十年的发展而不是短期利益，帮助员工建立养老金等保障体系，更好地应对科技转型和社会未来的发展。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同样强调，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但全球范围内仍有太多人排除在经济增长进程之外，没有机会为经济发展做贡献或者从中受益。因此，技术在创造出更多发展机会的同时，也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全球不平等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道义问题。弥合全球社会发展不平等的鸿沟，库克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他说，教育不仅能缩小发展差距，而且还能提供更多的可能性。通往教育之路没有捷径，教育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教育工作者携手共同努力推动。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近期国际上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在提问环节，针对近期中美贸易战问题，劳伦斯表示，全球经济的发展令更多中产阶级崛起，中美两国都从中受益，世界需要更强大的中国和美国。全球市场都不希望看到中美之间打贸易战，这会削弱双方收益。希望中美两国通过对话，找到更多共同利益，创造更美好的两国关系未来。

库克则表示，凭其个人经验，拥抱开放和多样性的国家更容易获得成功。他说，“1+1=3”，中美两国应当通过合作把蛋糕做大，而不是大家争夺一块蛋糕。中美贸易令双方都受益，当中或有不平等，但更应该把精力放到寻找问题和原因，而不是打贸易战。

在回答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会不会让更多普通员工失业，使全球不平等变得更加严重的提问时，库克回应道，技术本身是无所谓善恶，也没有个性，而是由技术的创造者来决定“技术能否体现出人性”。他回顾，几十年来技术一直在替代工作机会，我们可以去预测哪些工作可能会被替代。而社会应该投入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去培训这些人。“要承认，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可能在十年、十五年之后变得面目全非。我们要接受这样的观点，要学会终身学习”。

14、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表示：里根总统曾经说过“核战没有赢家，所以不能开打”，同样的话也适用于贸易战。对于贸易战，有时候也不要过分担心或者过分激动。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显示，贸易战最大的影响是心理上的威慑。比如大豆、猪肉出口减少，或者美国从越南进口，不再从中国进口；但如果追踪这些变化对GDP的影响，这个影响的量很小——尽管大家对贸易战问题情绪高涨。萨默斯认为，贸易战问题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其带来的心理冲击很大。就它本身来说，很难预测它的具体的影响，其对供求的影响可能很小。

萨默斯指出，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有人会说，“奥巴马政府对中国主要的要求，就是将经常账户顺差占比从GDP的8%降到3-4%，中国现在已经降到了1.4%，是奥巴马政府目标的一半。中国的朋友说，我们做到的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美国对我们的预期。但是，美国是否在给我们出新的要求、提出新的威胁？”萨默斯说，但是从美国或其他国家视角来说，越来越多人看到并担心，中国既希望继续保留做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但是同时又想拥有一个大国的影响力和地位，鱼和熊掌都想兼得。具体来说，不少人说中国还有很多的贫困人口，认为中国正在做的，就像美国在19世纪落后英国时做的事，在增长的过程中需要特殊的保护。但另一方面，中国又要重新在全球定义伟大。比如，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希望引领世界。现在有很多人担心，中国会“利用”其崛起的信息技术领域的力量，而非为全世界的人谋福利。此外，人们还看到，中国希望借助其巨大的增长，对传统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进行重塑。萨默斯解释，还有人担心，中国不仅仅想颠覆中国国内的一些管理规则，同时也希望更广泛地去改变全球议题的行为规则，例如说海上安全等领域的规则。对美国人来说，这就好似“你什么都要，鱼和熊掌兼得”。这对于美国人来说难以理解，并感到沮丧。就当前中美紧张局势的应对办法，萨默斯表示，中方不应在非常细节的层面着力，而是要回应特朗普总统产生这种冲动的深层原因──也就是要确保更多美国企业能够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能把美国产品卖到中国市场。而所谓中国派出“经济间谍”的指控引起了美国公众的憎恨，对这种行为，中国也应有效控制。萨默斯建议中国还应回顾一下克林顿政府早期跟日本打交道的一些做法。他介绍，出于商业方面的担心，克林顿政府早期对美国与日本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定义，例如要求在6个月的期限内，让柯达与日本的富士胶卷形成有效竞争。在此之外，谈判还覆盖美国跟日本的同盟关系，以及东北亚的安全架构等等。他说，现在也是一样的，有时如果把谈判的框架放宽一点会更好。与其只让负责贸易的官员来谈，不如在更宽泛的背景下来谈。这些讨论可以更多着墨于两国关系的长期特点。在他看来，目前来看，中国政府是愿意本着长期战略性的眼光来思考问题的；而现在美国的政府，则更多是以交易性的、短期的视角来看待世界。这就让有效的对话更难实现，因为双方对“成功的谈判”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因此，类似这样的论坛，能够把来自于政府官员和政府外的人士聚集在一起来，就一些宽泛的议题达成共识变得非常重要。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也同意，中美应该本着长远的视角来做事情。中国和美国应该合作，这是我们的命运使然，而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我们应该关注长期目标，才能为全世界带来好处。我们应该乐观，在6个月后，可以讨论问题，而并不是世界末日。

萨默斯表示，大国关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尊重对方的尊严和传统──尤其是体制性传统的尊严和伟大之处的同时，也必须就一些共同的关切进行合作。要打造一种法制框架和程序，来管理商业领域的纠纷。这样，两国就能够为全世界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但如果选择打贸易战、以牙还牙，萨默斯觉得不太可能共赢。

15、高质量发展：从“有没有”到“好不好”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不再以GDP论英雄”，不在于短期经济增长速度的起伏。而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以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为目标，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高质量发展需要改善衡量指标，GDP指标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无法衡量不平等。硅谷企业家带动了GDP增长，但很多美国全职工作人员的收入，和60年前是差不多的。他认为，高质量发展应囊括环境、城市、教育、健康等多方面。中国需要一系列综合性措施来解决不平等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共同行动，改革现有税收结构；从依靠出口转向依靠内需，从依靠债务转向依靠税收和股权融资等带动经济增长。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指出，中国经济经历过去40年尤其是过去10年的快速增长后，经济总量已高居世界前列，但仍能保持较快增长，这让许多海外主流媒体和经济学家大跌眼镜。这是因为后者是根据西方国家经济崛起时的历史数据为评判依据，认为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一定有周期性，负增长也是必然现象。但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特例和奇迹。中国政府和企业家们多年来已经把重点放在经济增长的质量上。许多在新经济领域成功的商业模式，未必能够直接带来GDP增长，但提升了生产服务的效率，给经济增长增添活力。例如新零售的商业新思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手段建立会员体系，进行无现金交易。这样的服务未必能提升零售总量，但能带来优秀的用户体验和获得感。长期来看，效率提升将给行业中的领先企业，带来以前无法想象的资本产出比。

沈南鹏认为，高质量发展包括一些共同特征。首先，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效率。产业的高效率一定会产生更加重要的现金流。新经济公司往往需要一段比较长的“低效期”，甚至需要大量前期投入“烧钱”。然而，那些“烧得有章法”的公司，必然会产生该领域长期的现金流。其次，高质量发展的来源是科技创新。沈南鹏认为，优秀的企业不仅有强大的执行力，而且一定要有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这在信息科技、生命健康、工业制造等领域无一例外。即使在不那么高科技的消费领域，仍然有机会利用技术手段提升服务能力。他说，令人感到欣喜的一个现象是，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额比重在不断提升。最后是可持续性。沈南鹏说，在发展中保持和谐良好的生态环境已被认为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但同样重要的是可持续增长的安全底线和进取策略。从安全角度看，抵御金融风险是最重要的考量。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几次过度的市场逐利行为，在几乎没有预警、缺乏有效干预的情况下，对不同国家的实体经济造成重大、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连美国这样的成熟经济体也不例外。因此，金融去杠杆、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是对实体经济不可或缺的保护。“我感觉金融风险是最应该担心的挑战。”他表示，中国金融行业不那么发达，如果出现一些较极端的市场变化，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在这方面还有很多课题要做。例如，私募股权风险投资中，多大资金规模是合适的？A股如何成为新兴经济领先企业的融资渠道，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等等。

从进取角度看，沈南鹏认为，可持续增长意味着对重点战略性产业提前布局，使这些产业利用即将到来的技术拐点，寻找弯道超车的机会。他认为，有几个前沿领域产业值得关注：电动汽车、以自动驾驶为代表的新交通行业，人工智能、大数据行业，生命科学领域。

沈南鹏说，电动汽车对中国产业格局有重大战略意义。“一个未来全球经济第一的国家，如果在经济上游能源行业处于长期海外进口的状况，这是有巨大缺陷的”。同时，中国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架构，决定了电动汽车的适用性远高于其它他经济大国。这也是中国汽车行业弯道超车、产生出世界级企业的机会。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行业，沈南鹏认为最值得关注的不是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而是如何用好已经成熟的技术，利用移动互联网广泛渗透后的大数据优势，推动消费和企业两大领域的效率再次提升。

对于提前战略布局的重要性，沈南鹏举例称，现在很多产业快速发展得益于过去几十年的基础设施建设。他说：“当年我创业携程旅行网时，电子商务是不可想象的，只能做虚拟订单，现在发展起来的物流体系支撑了电子商务发展。再比如旅游业，如今三四线城市都能看到旅游景点的发展，也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布局。”

沈南鹏表示，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改善GDP指标，对一个企业来说，评判标准也需要改变。除了关注利润、营业额，更重要的是关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时候利润减少，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可能提升了。一个好的投资人应该建立一套更复杂的评判标准体系。

16、“一带一路”助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傅育宁指出，“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经济共同繁荣。今年初，全球和中国的经济都表现出较好的增长势头。2018年全年，全球GDP的增长目标为3.7%，中国GDP的增长目标为6.5%。但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发展仍面临着碎片化、复杂化的风险，和保护主义、反全球化、地缘主义带来的冲突。眼下贸易战的号角也已拉响，“一带一路”的参与国该如何共同应对？

陆克文认为，目前中美贸易争端只是表象，特朗普列的关税清单中针对中国的部分以及中国随后的反击并没有涉及双方贸易的核心利益，双方实际上还是在寻求贸易问题的解决方案。

西方国家一直对于“一带一路”颇有微词，但陆克文明确表示支持。陆克文指出，全球会密切关注中国“一带一路”的项目实施，并主要从三个标准进行评价：其一是环保标准如何落实，尤其是电力部门；其二看雇佣当地劳工的标准，具体涉及薪酬水平、工作环境等；其三是劳务合同的制定是否透明。

罗康瑞提出，“一带一路”涉及数十个国家，需要全球参与。香港有其可以扮演的角色，香港贸易发展局已经成立专项委员会来整合资源，努力让“一带一路”项目成为全球共同参与的事业。罗康瑞表示，很多“一带一路”受援国需要金融援助，但不一定能偿还贷款，往往容易引发政治战争。因此，香港希望项目本身就能以商业合作的形式获取银行贷款。他举例，去年香港曾给越南政府提供贷款协议及引资标准方面的建议。

孙永才表示，中车集团是国内最大的铁路供应商，同时，中车的产品和技术也已销往全球104个国家，并在全球30个国家设有80个公司，这意味着中车已经成为国际化公司。孙永才指出，中车的制造技术标准既是中国标准，又具备全球普适性。以复兴号高铁为例，其应用的254项标准中84%是基于中国标准，也能和世界互联互通。此外，中车采用的柔性、可变轨迹的技术，可以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与此同时，中车在产品的设计和内装上，还考虑适应当地的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并和当地的企业开展联合设计。

尼古拉斯•斯特恩指出，“一带一路”国家的整体经济规模将发展至中国的2-3倍。如果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碳排放也和中国一样，全球的碳排放量将完全超标。

他认为，“一带一路”参与国必须在未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尤其是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中，减少碳排放。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带了好头，接下来需要支持各国自行制定的减排政策，加强环保领域的合作。

17、防控重大金融风险

安联保险集团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奥利弗•贝特为，防范风险的关键因素包括，提高金融监管能力、金融素养，构建健康和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以及对金融机构进行数字化创新、打造更好的资产负债管理。监管机构应进一步提高金融素养，比如监管机构应该了解金融体系风险，并对外界保持透明。此外，中国防范金融风险需要建立强有力的金融体制，应该按顺序进行金融改革，应避免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他认为，目前最为外界所担心的是金融过度自由化。金融机构在盈利方面有足够披露，但在风险方面则所言不多。他对中国政府构建一体化的金融监管体系表示祝贺，但也强调，传统金融行业之外的风险值得注意，包括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

易会满对中国居民储蓄率快速下滑的现状表达了担忧，他认为应防止居民储蓄率过快下降引发的经济金融风险及连锁效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但近年来的金融脱媒与利率市场化，则加快了居民财富多元化配置。金融科技大量兴起的背景下，互联网理财也加速了存款分流。此外，大量家庭储蓄流入房地产领域，更是降低了家庭储蓄率。居民储蓄率下降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下降过快则可能引发经济金融风险。这不仅不利于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也会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抬高实体经济整体融资成本，加大流动性风险，影响货币政策传导。他建议金融业回归资管业务代客理财的本质，打破刚性兑付；进一步加强互联网背景下各种金融行为的规范；加快推动银行资产证券化，积极应对负债出表。

安思杰认为，金融风险不仅仅存在于金融体系中，也源于宏观经济、地缘政治等外部环境。欧洲的民粹主义正在抬头，对于金融市场来说，这尤为危险。他认为，现阶段的金融风险更多来源于金融体系外部，而非系统内部。政策制定者必须紧密关注未来趋势，以保护金融体系和社会的稳定。

对于防控金融风险，他认为，重中之重是理解银行业。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该变得更加灵活、更加有适应性。十年前，为应对金融危机，监管者构建了大规模的银行业监管体系，但今天监管体系看上去并不清晰。

此外，安思杰认为，技术变化也应得到重视。技术发展可以提高金融体系的盈利能力，但也可能改变整个经济结构、影响银行资产负债表。

李晓鹏对金控集团的规范发展表达了观点。他认为，金控集团是金融经营的基本组织形态，只要监管到位，金控集团的风险可以大大规避。而过去一段时间里，金控企业之所以乱象丛生，李晓鹏表示，这主要是因为个别企业借助金融淘金，滥用杠杆。中国目前的区域性金控集团共有几十家，而个别金控存在不规范的产业扩张。这种情况的成因，源于前一段时间，一些地方放松了对金控企业的股东审查。

他认为，金控集团应该借助多种金融牌照，提高决策效率、整合客户需求，在集团层面更有效地防范风险，打造全球金融竞争力。但目前我国金控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确，对金融公司缺乏完善统一的立法，金控集团存在管理混乱的问题。“不是说一家机构持有多张金融牌照就是金控”，李晓鹏表示，“金控的判断标准可以概括为三个字：高、真、实”。“高”就是要充分发挥金控集团在运营管理方面高效率、低成本的独特优势，为客户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真”就是要将金融“多牌照”优势，真真正正用于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实”就是要回归金控本源，扎扎实实服务实体经济。如果仅是借助多牌照将资金“左手倒右手”，脱实向虚，这绝不是金控。

高逸雅则对中国如何从全球经济增长的历史中吸取经验表达了观点。高逸雅认为，中国已从其他国家的失误中吸取了教训，提前采取行动以阻止危机的发生，而非坐等危机爆发后再然后想办法补救。他明显地感觉到，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态度，已从当年的忧心忡忡回到今天的乐观自信。

接下来会怎样？高逸雅认为，公开透明的市场将为实体经济提供最好的支撑。对中国而言，提高透明度，意味着债券和股票市场应当在融资中发挥更大作用。良好的市场透明度能让投资者做出清晰的评估，从而推动更高效的资金配置。

18、决胜脱贫攻坚战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表示，贫困是人类的顽疾，古今中外都绕不开这个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是减贫的有力推动者。不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就不能确保中国社会稳定持续的发展。经济发展首要解决的就是社会稳定，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三农。过去，三农为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甚至是牺牲。

郑之杰指出，扶贫要有大情怀，怀着真情实意去帮助贫困地区的人民，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这不能看成对他们的施舍，而是对他们过去付出的报答。唯有真情实意、全力以赴，才能做好脱贫攻坚这道必答题。这之中，政府的推动和辅导作用、贫困群众热情的激发、各级干部的奉献和信心，都是中国扶贫攻坚离不开的部分，也是中国脱贫攻坚不同于他国的特色。

郑之杰认为，脱贫攻坚的当务之急是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变农村环境，这是打通制约脱贫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乡村文明的重要基础。

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表示，在过去二十年中，大部分国家的不平等在加剧。这一轮全球化中，生产过程已经国际化了。只有在政府介入、国家政策补贴的情形下，无技能工人的工资才能得到提升，只有赋能给他们，让他们进入全球化市场，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党组成员夏更生提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减少了7.7亿贫困人口，还剩3046万人。目前，国家在扶贫攻坚上继续发力，开展了以下工作：制定了政策体系，打出政策组合拳；建立财政、金融和社会成本的投入机制；建立社会动员体系；建立监督体系；实行考核评估，坚持问题导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认为，脱贫成就应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四十年来，中国农村大规模减贫，可以从三个维度理解：一是涓滴效应，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确使大多数人从中受益；二是包容性增长，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2002年的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缓解区域不平等现象；三是扶贫计划，政府多次主导专项扶贫计划以精准扶贫。

叶兴庆提出，2020年后的扶贫工作应着力于划定相对贫困线、创设新扶持政策、跨城乡扶贫。

19、人工智能时代的产业转型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及管理委员会主席毕明提出，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大的突破，但与此同时也带来新的疑问：人工智能对当前和未来的产业转型会带来什么影响？对社会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政府和社会又应该怎样应对？

刘烈宏表示，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它已经改变了全球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模式。他以人工智能在城市安保方面、军事职能领域和法院工作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为例印证了人工智能的巨大作用。在实践中发现，要快速将人工智能应用到具体的现实场景中去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够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作用，进而促进传统企业的产品、产业和商业模式发生全面、深度的变革。另外，刘烈宏指出了人工智能在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第一是关于机器代替人的讨论；第二，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隐私怎样得到良好保护；第三则是网络安全问题；第四，人工智能的基础到底是什么。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解释了人工智带来的改变。他以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为例说明，新技术总是对生产带来颠覆性的影响，人工智能是新技术，它所带来的影响很大，但不会超过以往的技术革命。他表示，每一个新技术都有自身特点，必须了解新技术的出现会带来怎样的过渡，以便作出更快更有效的调整，保证没有人落在后面。

皮萨里德斯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银行业的很多工作会被替代，以前的很多出纳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多从事理财建议的员工。与此同时，高技能的工作例如很多有创造力的工作会被更多需求，而中国在这方面还比较落后，政府需要对此提供支持和帮助。政府要鼓励大家进行终生学习，同时要对公共部门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在卫生方面加大投入。

在回答如何解决人工智能时代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时，皮萨里德斯表示，应对这个问题，政府需要采取行动，提倡分配公平，运用正确的方法减贫，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进行收入的再分配。在回答大数据的所有权由谁享有的问题时，他说，人工智能时代，个人数据可能被滥用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认为政府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各国政府可以在G20峰会等平台对此进行讨论。

汉斯-保罗•博克纳表示，数字化会从根本上改变所有行业、所有公司，但人工智能不是魔法和灵丹妙药，只是向数字化迈出的又一步。人类应该怎样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现在需要做的是，努力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中寻找到可以使用人工智能的机会。他表示，每一个公司、每一个领导人都需要拥抱人工智能、推动数字化，让其发挥更大的效益，不然就会落后。企业、学校和研究机构等都要了解目前的发展趋势，采取措施让人工智能发挥更大作用，要对员工进行培训，让大多数的员工做到更好。

在回答如何控制人工智能、让其在保障社会和人的安全的同时为人类所利用的时候，博克纳称，目前人类还不能够完全控制人工智能，只能说在不断试错中前进。

尤里•米尔纳表示，人类在人工智能的道路上并没有走得太远，应该进一步发挥人工智能的潜力，发挥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前的世界经济增长主要由就业和生产率的提高来带动，今后，在预期寿命增加、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要想保持世界经济有以往的增长率，就必须找到合适的方式，让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20、科技创新与新商业革命

高瓴资本张磊提出，在科技创新1.0阶段，技术是颠覆者，目前已进入2.0阶段，前沿科技作为赋能者，助力企业发展。张磊提出，企业家需要思考如何用创新改造企业文化，企业如何拥抱创新，如何让人才发挥作用，创新如何帮助社会进步，如何让边缘化人群享受创新成果。

科学技术部副部长李萌表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变成商业发展的动力，技术成果带来的商业进展已从蓄势待发进入群体迸发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包括全业务流程的智能化，线上线下的融合，以及消费的场景化与个性化等。在未来，大数据、5G通讯、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及人机融合等技术值得关注。

李萌认为现在的科技创新是围绕商业模式、体制、思想观念和价值层面的全方位创新。政府应当开放公开数据，促进数据在商业领域的应用，同时完善政策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目前如何保护商业模式的知识产权，依然需要研究。

强生公司亚历克斯•戈尔斯基表示，强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发，目前在肿瘤免疫疗法与机器人手术中已经取得进展。他认为企业具备创新能力需要做到三点：首先，创新依赖于有热情的人才，强生在全球有5000人进行研发；其次，需要坚持长期投资，研发成果未必能及时商业化，但数据将用于下一代创新；第三，要从公司组织层面鼓励创新，高校里的学术中心是活跃的创新中心，大企业要与外部资源做整合。

生物科技领域存在很多具有创新能力的初创企业，在竞争之下，他认为与其被别人颠覆，不如自我颠覆。生物科技领域需要做很多基础研究，基因组的理解需要数字化发展，机器学习、可视化的发展可以让手术机器人有更好的效果。他强调，使用新技术需要有同情心，若技术被不当使用，会造成危害。

北大国发院教授周其仁称，中国利用后发优势不断追赶前沿，即从产品的生产需求出发寻找技术。他认为眼下进入另一阶段，要从科学原理出发，将技术推向市场。

周其仁认为这种模式的创新已经开始，比如博士生毕业课题发现了新的原理，将其做成有应用前景的商品，并申请专利。在这种模式下，经济发展不再依赖大量资金投入，而是技术投入。这也要求国家做出相应改革。技术研发单位目前主要集中在国有单位，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间，这些机构受到的触动较少，作为技术创新的载体，这些机构的体制需要更大改变。

周其仁同时强调，很多原理的发现最初都是一个想法，社会禁忌少的环境下才能产生新想法。社会也应当设有创新机制，让市场与技术更好的连接起来。

美国安利公司总裁德•狄维士称，人力密集型的直销是安利公司的商业模式。他在二十年前就被媒体问及“创新是否会让大量销售人员失业”，但时至今日，销售人员没有被技术取代，技术作为工具，让销售员更好的服务消费者，公司也保持每年5%的复合增长。

他强调新技术拉近销售员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也让公司更了解客户。在过去，销售员通过写信、打电话的方式联系客户，这在当时也是一种技术。过去成功的经验容易让大企业止步不前，安利的商业模式下，德•狄维士强调公司创新的速度要越快越好。

美国UL公司伟廉仕称，技术进步会为企业带来风险。UL最初是一家中小型公司，随着企业壮大，遭受的黑客攻击越来越频繁。他认为黑客窃取信息比传统的实物盗窃更难被发现，他举例称，若他的汽车被盗，他会立刻发现，若身份被窃取，发现的时间会有所滞后。

这要求经济活动中需要采取更多措施保护信息，数据传输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如何解决，跨境信息流动应当在什么规则下进行，这些问题都需要思考并解决。

英杰华公司首席执行官麦智信称，公司已成立332年，很多成立时间长的公司必须要将传统业务剥离才能创新，而保险企业的创新依赖于过去的数据，数据科学家的出现给行业带来巨大转变。

目前很多创新来源于中国，英杰华公司希望能与中国公司合作，这比独自创新更容易进入市场。政府之间的关系总是会对生意产生影响，中英双方向来有良好的关系，这有利于英华杰与中国公司合作。

21、金融市场稳定与发展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全球很可能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不是资本市场存在巨大泡沫就是泡沫得到控制，但是总体增长乏力。对于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萨默斯表示，首先是要抛弃一些传统的货币政策理念，比如对2%的通胀目标的固守。今天所面临的环境是比史上远远更为通缩性的。在当前更接近0%而不是更接近3%的实际利率水平下，全球高企的总体债务水平不像过去那么大。二是需要做任何可能的事来让巨量的储蓄进入到有生产率的领域，这包括基础设施领域。在当前这个资金泛滥、资金成本很低且存在不少高回报率项目的环境下，这方面投资的不足是尤其悲剧性的。第三，在资产价格已经很高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出现“事故”的可能性较大。在目前这一相比以往更危险的时期，需要加强金融监管，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等方面需要得到充分保证。第四，在当前这个一些地区资本富裕而另一些地区资本匮乏的世界，要找到让资本自由流动的办法，让资本从北向南、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流动。最后，在那些消费还没法占到GDP一半的国家，包括中国，需要找到增加消费、提高增长质量的方法。

罗伯特•席勒讨论了流行叙事（narratives）对经济的影响。贸易战这个词语首次流行，是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而现在，特朗普总统有意开启一场贸易战。根据词频分析，贸易战一词作为一个流行叙事，史上从未像当前这么强。很多人目前都在谈贸易战、谈以牙还牙，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个词是病毒式传播的。这得益于特朗普是整个地球上真正知道如何让一个词病毒式传播而且真的愿意冒险去那么做的人。

解决其带来的问题的挑战在于，如果要反制这些病毒式传播的流行叙事，必须有另一样能病毒式传播起来的叙事。他谈到中国梦作为一个流行叙事的例子。中国梦这个词最早出现是在十三世纪的一首古诗中，如果没有习近平主席对这一概念的推广，这个词恐怕不会重新流行起来。在美国，很多人也在说美国梦。但是类似的努力并不是一定能病毒式传播起来的。法国总统奥朗德也提出过法国梦这一概念，但是并没有流行起来，多数法国人至今不知道这个概念。当前，人类事实上有更好的工具，比如大数据、语义搜索等，来更好地理解流行叙事对经济的影响。这个领域无疑需要更多的研究，但是，经济学家恰恰是最不愿意提流行叙事的人群。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流行叙事是事物发展的结果。席勒认为，因果关系是否只是这样单方向的，还需要进一步系统性的研究。

22、“一带一路”全球化新动能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主席马时亨表示，过去四年，“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新动能，但也会因各国间地缘政治因素、语言文化、宗教法律体系等方面的差异而遭遇挑战。他认为，未来应该主要解决资金融通和人才短缺两方面的问题。另外，中国参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企业对国际惯例的认知还有所缺乏，因此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很强烈。

马时亨还提到，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以PPP的模式在全球各处都有投资，非常关注被投资国家的政治风险。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官员腐败的问题，这会让投资者望而却步，因此“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张兆祥表示，“一带一路”不仅是矿业合作之路，也是贸易合作之路。他以中国五矿为例介绍，公司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27个国家都有投资项目，在这些项目上一共招募了1.3万名员工，对外贸易总额已达30亿美元，发展空间巨大。

杰弗里•萨克斯表示，未来可以发展智能、互联的基建项目，比如在电动汽车和高铁的“一带一路”规划设计中多引入高新技术。中国在交通、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方面都已经有较为领先的技术，可以运用到“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中。

思文凯表示，要关注到让更多人享受全球化的好处。一方面是发展新能源，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还要致力于提高被投资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当地人的技能。

晏志勇表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建项目中，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坚持高标准。如果当地国家没有自己的标准，就按中国的标准执行；而如果当地标准比中国高，就按该国的标准执行。

他还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相对落后，有些投资项目虽然只赔不赚但对这些沿线国家的发展有好处。这些项目需要中国政府提供相应的支持以增强投资者信心。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通常会给这些项目很低的评级，使得企业融资困难，希望金融机构可以关注到这方面的需求。

23、金融创新与区块链革命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提出，当前公众对区块链主要持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区块链、比特币会形成巨大泡沫；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区块链技术可以再塑公司、组织和日常生活，各位嘉宾观点如何？

对此，施索仁表示，其所在的公司主要是做集装箱运输和物流的，区块链的应用可以较大程度的减少运营成本。因为物流和供应链运输中涉及大量的文件、收据等，海关、银行都需要进行一一核查、检验、盖章，会耗费大量人力而且效率很低。如果可以通过区块链进行数字化处理，可以提高效率，增加透明度和可追溯性。例如，不仅可以对集装箱进行追踪和监测，还可以对文件、货物进行追踪和监控。“对大公司来讲，建立这样一个可追踪的区块链平台是很关键的，政府、海关、银行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追踪。”

井贤栋则表示，区块链技术的长期发展潜力很大，但要注意回归本源，解决真实的商业问题，创造价值。他认为，区块链主要是用技术创造了新的多方信任机制，解决了数据、物、资产和人的可信问题，而这正是未来社会数字化要面对的挑战。此外，区块链技术可以更好的促进机构、跨个体的高效合作。不过，目前区块链还没有大规模的应用，很多还处于一种炒作的阶段。他对区块链发展是谨慎乐观的，未来两到三年是大规模应用爆发的阶段。但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应用，还面临若干问题和挑战。一是区块链的安全问题，是否会被攻破，谁要来负责；二是如何既实现区块链上各方达成共识又可以有效保护信息；三是交易性能，随着节点的增加，如何解决网络通讯滞后的问题；四是激励机制，如何真正促进链条间的高效合作。

雅各布•弗兰克尔则表示，目前大家对区块链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和界定。他认为，区块链最大的好处是减少交易成本。例如，有研究称，区块链可以减少30%左右的投行业务成本，主要是报告、运营成本。但是这项新技术的应用需要巨大的投入才可以获得价值，因此，大的公司机构相对来讲更有优势。此外，他提到区块链的监管问题。区块链是好技术，但是如何恰当的使用，需要监管者考量，特别是加密货币的加密算法问题值得关注。目前区块链本身也许存在一定缺陷，但是不可以全盘否定，目前有些金融行业已经开始应用这项技术了，潜力很大。

24、城市群与房地产市场新方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提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城市化也发展到了以大城市群为核心的新阶段。这一发展背景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住房需求的推动，非常值得关注。

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祖继表示，回归“房子是用来住”的本源，要发挥金融的作用。一方面银行业需要继续严控信贷投放，调整信贷结构，遏制投机炒作，加力支持居住需求。另一方面，房地产金融创新不能围着传统信贷转，要把着力点转向针对房地产供需失衡的问题，提供综合解决方案。例如，建行就已搭建租赁平台，提供更多租赁房源，并辅以一揽子金融产品。

绿地集团董事长、总裁张玉良认为，近年来大型房企的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规模大的更大，强的更强。他认为，这些强和大都围绕了城市群的发展而拓展房企市场。二是转型以产业、以城市功能为先导，以提高房企竞争能力。大型企业都把产业的转型、配套和协同，把城市功能和产业的匹配放在突出位置，而不再是进行简单的房地产开发。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宜居城市中心主席刘太格指出，中国的城市非常巨大，不能当作一个城市来规划，应做更多细分。如上海、北京，应当做若干个三五百万城市的人口来规划。他以亲自做规划的西安为例，展示如何在城市规划中细分出两个城区，三个片区，68个镇，中间有快速路、地铁线等。刘太格认为，唯有细化，城市的运作才会好，交通问题才会改善，人口素质也会提升。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仇保兴指出，楼市调控缺失遏制住了一线城市房价的上涨，但二手房和新房价格出现倒挂。这说明现在房价的稳定是被行政手段压抑的，并不可持续，因此，国务院正在制定中长期促进楼市健康发展的调控手段。制定方案时需要考虑中国楼市的脆弱性，如地方政府依赖房地产开发，一线城市炒房比例高、三四线空置率高等问题。

链家集团董事长左晖认为，本质而言，城市人口的总量与分布决定了住房需求的总量与结构。一个有效的房地产政策框架，表面是对住房需求的响应，本质上是对人口分布规律的响应。随着城市群时代的来临，人口的动态分布必将对房地产市场产生新的挑战，相应地，房地产政策需做前瞻性布局：第一，建立有弹性的住房供应体系。首先顺应人口的趋势，提高土地供应的前瞻性；其次是通过新房、二手房、租房“三管齐下”，协同解决问题。第二，实施更加包容的住房政策，把2亿多流动人口明确纳入住房政策框架。第三，推进租售并举。租赁房源80%以上都要来自于私人市场，因此需要打通买卖市场与租赁市场的关系，居民正常的改善性二套房需求要合理满足，也只有这样，租赁房源才能有所保证。

25、社会责任型创新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会生认为，未来三年中国要决胜小康社会，重点要防范重大风险，要专注精准扶贫，要治理污染防治并发展绿色产业。而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一家投资公司，如何通过创新更好履行社会责任？如何用好创新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他表示，“这些年助力精准扶贫，创新了中央企业的扶贫模式，这也是中央企业重要的一项社会责任。国投首创了基金扶贫的模式。”运用扶贫基金，去引导社会资本对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潜在产业投入，是通过市场化的道路，实现精准扶贫。国投先后发起设立了两支扶贫基金，总规模超过了150亿元，目前为止投入70多个项目，累计可以带动14万贫困人口就业。

马丁•伦德斯泰特表示，企业的社会责任非常重要，质量、环境、安全是交通运输企业所重点关注的。他强调，防治大城市空气污染，要使用可持续的方式来治理。未来交通运输领域的模式转变，他建议从三个方面着力，自动驾驶、互联互通、电动交通。

宋志平则表示，中国政府对环境和气候变化是很重视的，对企业生产的要求非常严格。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压力相当大，现在是头号工作，如今进入工厂，和前些年所见已经完全不同了，恰恰是在中国政府的政策引导下发生的。

宋志平介绍，建筑材料使用要主要考虑三个问题，第一是绿色低碳；第二是安全；第三是舒适度。中国建材集团积极推广新型建筑材料，比如去年石膏板销售了20亿平方米，使用了循环经济的技术，解决了很多企业的排放问题。此外，集团还在推广绿色小镇以及新型房屋。房屋所需的能源，是把光热、地热、沼气等结合起来自给自足，达到节约能源的效果。宋志平强调，“我们的企业要赢利。但是最重要的，社会责任要放在赢利之前。”

万思瀚谈及，如何处理负责任的企业在创新过程中与政府的联系，他认为，要进一步探寻政企合作。他举例称，在美国，有很多新的药品早期的研究是由国家层面的国家研究室来做的，这些初期研究的成果，能够被企业所使用，转变成药品，企业会向实验室提供许可费，在这样的前提下，药品的使用才成为可能。万思翰强调，保护知识产权同样十分重要，企业的责任是要保证更多的技术被老百姓所使用。

吕薇总结，社会责任型的创新是，在科学研究与创新之中，树立社会责任意识，而不能仅仅考虑经济利益和局部利益。其中政府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制定法律框架，同时鼓励负责任的创新，让不同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

26、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好生活

美团点评集团首席执行官王兴表示，当下是中国创新创业的新时代，也是科技创新改变生活的美好时代。作为国内最大的O2O互联网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结合美团点评的实践，王兴认为科技对社会和百姓生活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供给侧改革。王兴说，国内大量餐厅的IT后台管理系统都很落后，互联网企业可以通过“智能+”技术来改造餐厅、酒店、实体零售店等线下商户的管理系统，帮助他们在商品研发与采购、物流、IT、金融和营销等领域赋能，提升企业经营效率，提升消费者体验，进而带动经济结构升级。

第二，科技创新能够提供更多消费品类，提升百姓生活品质。例如美团外卖业务每天订单量已超过1800万单，同时出于运力增长需求，美团已开始探索无人机、无人车配送技术和服务。

第三，科技创新能够挖掘更多社会就业潜力。王兴表示，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美团开发的外卖配送系统，不仅为基层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而且通过科技手段提升了管理效率，保障了外卖员的安全。吉姆•布莱尔认为，今后5-10年内人工智能将成为最重要的技术。例如，通过机器学习、图像识别和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医疗技术进步，提升诊断水平，甚至可以进行更深入的癌症等医疗难题的研究。这对风投行业而言是激动人心的。中美是人工智能发展最领先的两个国家，他认为未来10年，90%的技术突破及股东价值回报都将来自中国和美国硅谷。

埃里克•布林约尔松提出，技术的发展需要配合新的管理方式。当前的很多经济衡量指标已经不能反映出数字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例如，目前GDP的计算方法只能衡量产出，不能衡量福利；随着更多数字化产品的推出和应用，信息对经济的改变作用并没有在GDP测算中得到充分反映。

毕福康表示，智能化和电动化正在带动汽车行业历经最深远的变革。驱动汽车行业智能化的关键技术之一就是人工智能（AI）技术。AI将从三个方面深刻影响交通和出行：第一，AI将带来创新的汽车用户界面和人车互动方式；第二，AI将促进共享出行等新的商业模式发展；第三，AI将推动社会进入自动驾驶时代。毕福康认为，当前是汽车智能化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中国无论从政策还是技术创新方面看，都堪称全球智能汽车的发展沃土。

27、知识资本与共享发展

剑桥大学校长杜思齐表示，大学是个知识创造和分享的机构，我们所说的知识资本包括信息、数据、想法等所有无形资产。用剑桥大学来比喻，知识创造就存在于剑桥大学的DNA中，我们基于对世界的好奇去创造、传播和交流知识，也希望对知识的应用能带来社会效应。

杜思齐认为，知识资本的重点是“人”。只有人才能有新的想法、提出问题、探索问题、把探索和发现带到市场。对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想扩大知识资本，最重要的就是对人力进行投资。此外，杜思齐还提到人才开放。只有实现人才、机构和对其他大学的开放，才能形成大学的多样性，这对促进学术持续发展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让大学里的学生能够提出根本性问题并且面对挑战。

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表示，谈到知识资本和共享发展就不得不提到大学，大学在研究、教学、培养未来领导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学可以成为实验室，实验新的想法，向其他人展示什么是可持续的未来。

苏必德列举了若干耶鲁大学与各国学校合作研究的案例。他认为，只有学校在相关研究工作和教育工作方面依托伙伴关系，才能成为知识的枢纽去应对方方面面的挑战，去更好地调动知识、进行跨学科的创新，从而打造一个更加健康、强大和稳健的社会。

慕尼黑大学教授卢德格尔•沃斯曼因提到，知识资本指的就是“人”。人自身就是资本。他在会上展示了对这方面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一个国家的人均GDP长期发展趋势，与该国公民在学习过程中获取的知识呈正相关；而衡量国家有多少知识资本，可以通过对数学和理工科知识的考核来实现。

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刘遵义认为，在创造应用知识的过程中也要对知识进行保护。创造知识资本的成本非常高，一般通过政府、非盈利机构或企业来承担。对于部分知识，理应通过付费去获得。

刘遵义指出，公民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存在不统一和不平衡的特点。在他看来，这与两个原因有关：一是渠道的限制，由于技术原因，我们获得知识的公共渠道受到了限制；二是成本的制约。而同样的知识产品在不同的国家或许也存在价格的差别，这时就需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需要有平衡的进出口以稳定知识市场的价格。

28、“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持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当中，“一带一路”已经从理念变成了行动。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的重要保障，银行业要在这个过程中为加快打造“一带一路”金融服务网络保驾护航、铺路搭桥。

据王兆星介绍，目前已经有10家中资银行在26个国家设立了一级分支机构，参与相关项目超过2600个，累计投资逾200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能源资源、装备制造及出口等领域。在金融产品上，除传统的信贷模式外，金融机构以发行“一带一路”主题债券和开展投贷联动等方式参与“一带一路”项目。

麦克•威尔斯表示，“一带一路”项目能联系全球60多个国家、创造数以亿计的就业机会，其经济意义非同小可。“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周期相对较长，而保险资金也属于长期资金，在资金融通上险资与“一带一路”项目更为契合。保险机构能在银行之外，为“一带一路”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对于如何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好的长期金融支持，黄经辉建议要深化本土债券市场。他认为，目前基础设施融资过于依赖银行贷款，但银行贷款期限远小于项目的建设周期。

黄经辉建议“一带一路”项目与优质的本土金融机构开展合作。他表示，“一带一路”项目大多具有里程碑意义，以本土化方式对其进行运营和融资，可提高当地社会的接受程度。

此外，黄经辉还建议将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相关的债券和证券列为独立资产类别。投入基建项目的资金回报周期长，需要单独对待。

金琦则以丝路基金2016年投资的迪拜清洁燃煤电站项目为例，阐释了“一带一路”的共赢理念。该项目总投资金额34亿美元，股债比例2:8。项目经营方、融资方、和当地社会都从中获益良多。

对于“一带一路”受到的诸多质疑，金琦表示，确实还有人不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动机，没看清楚项目的受益方是谁。她坦承，在塑造“一带一路”文化和赢得国际共识方面，学者和实践部门都面临挑战。金琦表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贯理念，“一带一路”是对这一理念的全球性实践。

对于如何评估“一带一路”项目的效益，金琦认为，过去的评价体系主要集中于考核商业效益，但现在应该更多地考察其社会效益和外部效益。

金琦认为，多边机构应该发挥股权投资的杠杆作用，带动更多社会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尽管由中国提出，但需要全球推动，以实现人类的共同进步。

司马吉主要对“一带一路”项目的风险进行了阐释。他认为，目前融资的担子主要落在了中国金融机构身上。项目建设周期长，这对长期资金的来源提出了要求。他认为，欧美等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可以对“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此外，“一带一路”项目还面临国别风险。司马吉表示，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的体量都相对较小，如缅甸、老挝、孟加拉等。这让中国金融机构不得不面临交易对手风险。要想降低国别风险，中国需要让融资渠道变得多样化。

29、老龄化社会与养老产业

清华大学老龄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强在开场时即强调，中国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截至2017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超过2.4亿，占总人口17.3%，这个数字到了2050年会达到38%，此后会长期维持在40%。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黄洪介绍，目前，中国是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来负责养老体制。第一支柱是政府；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第三支柱是商业养老。“在中国，我们首先发展第一支柱养老，养老金基本是由第一支柱供给的。”黄洪指出，要解决好老年人体面的、有尊严的老年生活，仅仅靠政府是不行的。但是，在第二支柱企业年金方面，参保的职工只有2300万。“对于是数以亿计的职工，这个面是很窄的，需要发展第三支柱。”

在黄洪看来，第三支柱是面对所有人群的，我国13.7亿人口都是未来发展商业养老的对象。“从第三支柱来看，一个国家发展第三支柱需要政府利用一定的税收政策来推动。”他透露，中国政府已决定推出个人税延型的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这项政策国务院已经通过，实施方案正在“走流程”。

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招兴认为，中国从2000年开始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消失，到2027年将正式成为“地地道道”的老龄化社会，老人群体的数量十分庞大。相比“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未富先老”，特征非常明显。张招兴提出，养老的资金会从哪里来？养老的服务谁来提供？老龄化必须通过社会化来解决。发展养老服务，要分层，除去底端贫困人口的由国家政策兜底外，富有阶层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解决养老问题。目前中国老龄化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夹在中间的“普通人”的养老问题。他提出，要考虑到这个群体的承受能力，给予提供相关服务的养老企业一定的政策支持。

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表示，泰康从十一年前开始布局养老产业，现在正在积极布局连锁型养老社区。他认为，目前发展养老产业的背景是，中国经济上半场结束了，下半场开始了。而最大的本质就是发展娱、教、医、养，解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民生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就是我们所谓的风口，来推动经济下半场的发展。”随着中国老龄化时代来临，中产阶级兴起，这个问题变得更加迫切。

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勤则强调，我们的劳动力大军在未来的十年还会下降，老百姓的寿命延长，带来可持续、老龄化、养老产业的问题。中国、加拿大，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变得越来越有共性了。政府系统在管理全国性的社会保障金上要加紧整合、提升效率，相关资金缺口需要私营部门参与补充，增加保障。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董事会副主席克里斯托夫•拜尔称，目前在德国不得不通过延迟退休年龄和增加老年人的就业率来解决社会老龄化的问题。他补充道，完善养老体系发展还面临另外两个问题，第一是照料体系，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来满足需求，比如机器人、人工智能的应用；第二则是城市的基础设施，能否适应养老社会的建成。

30、资源革命与绿色发展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华认为，在能源技术革命背景下，一些特征是不变的。一是能源消费总量保持上升的趋势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能不会变化。2017年全球能源消费增速已反弹，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驱动下，世界能源需求总量将持续上升。二是石油在能源结构中的主导地位短期内可能不会变。2017年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传统化石能源约占八成左右，其中石油占比最高，达35%。预计未来30年石油仍然是人类主要能源。三是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发展的趋势可能不会变化。

必和必拓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安哲提及CCS（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技术的重要性。他称必和必拓目前与中国有很好的合作，例如与北京大学合作，在钢铁行业利用CCS技术实现碳中和。他表示，CCS技术目前需要做一个大规模的试验项目，向人们展示这是可行的，然后再推广，并且希望建立全球的CCS网络。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舒印彪指出全球范围迎来新一轮电气化进程，所谓“再电气化进程”具有两个鲜明特征：

从生产侧看，体现为清洁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2000-2016年，全球风电、太阳能、水电的发电装机年均增长22%、40%和3%，中国高达44%、68%和9.4%。

从能源消费侧看，体现为电能对终端化石能源的深度替代，最典型的就是电气化交通的发展。随着电驱动、电加热、电取暖等技术和设施的发展，电能应用的范围将前所未有的扩大。未来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将不断提升。

舒印彪介绍，在全球和中国能源消费水平整体下降的背景下，去年中国发电量同比增长6.5%，说明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在增加。具体而言，主要是以下几个行业和领域推动电力增长：

一是电动汽车，中国电动汽车有150万辆（保有量），占世界一半，而且电动汽车的充电量在增加。

二是建成智慧车联网，用户在这个平台上很容易找到充电桩。目前在中国电动汽车中推广低谷电，将来达到80%的电动汽车低谷电。

三是电气化改造。港口过去用重油卸货作业，现在都变成电。并且在北方15个省推广电采暖，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完成199万户居民“煤改电”。

研究表明，中国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单位GDP的能耗下降2到4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2030年，全球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将分别达到19%和21%，中国的比重将分别达到25%和29%。

舒印彪表示，今后中国电气化还将进一步推进。中国还有8亿吨散烧煤，以后要用电替代，大气质量将大幅度提高。此外，推进再电气化进程，还要更加重视电网。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凌文表示，煤炭占中国化石能源储量约96%，石油和天然气占比不到4%。过去煤炭提供中国能源供应最主要的部分，未来也将是主体。据中国工程院研究成果显示，到2030年，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将占50%。到2050年，全部能源消费中还有40%来自煤炭。“因此，必须做好煤炭这篇大文章，使得煤炭能够成为清洁高效低碳的能源。”

凌文认为，界定一种能源是不是清洁，要看它的排放指标，而不要看它的出身。2014年起中国煤电行业一直在做“超低改造”，所谓超低改造是指，“虽然烧的是煤，但是排放标准是天然气的排放标准”。原神华电厂（现已合并进国家能源投资集团）的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标准都低于国家规定的燃气机组的排放限值。“也就是说，烧的是煤，但比天然气排放出口还要干净。”

对于低负荷运行下煤电机组能耗是否会增加的问题，凌文表示，目前已经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并且（国家能源投资集团下属电厂的）排放数据都是从排放口传感器自动监测来的，是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监测的，数据公开透明。

凌文介绍，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建成中国第一个CCS（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设施，2011年建成，运转3年后，累计把30万吨二氧化碳埋在1500米－2500米之下的地壳中。目前观测结果表明技术非常成功，但考虑经济回报，已经停止该项目。

瑞士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集团首席执行官缪汶乐介绍能源投资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并提出政策建议，包括促进能源交易所和现货市场建立，鼓励错峰消费，集中发展能源存储，改善电网基础设施，推行智能电网，鼓励与海外机构广泛合作等。

（文章来源：岩风 中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