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于2018年3月24-26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其中3月24日经济峰会，下午深度对话（六）的题目是：关键抉择：21世纪的大国政治。本节讨论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主持。参与讨论的嘉宾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少将、国防大学教授朱成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和国际关系学院校长助理达巍。

朱成虎表示，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在单极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全球已经看到了六场主要的局部战争，包括现在还正在进行的叙利亚战争。所以，单极世界的秩序并不稳定。

朱成虎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说，中美之间需要重新定义两国之间的关系性质，“究竟是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还是其他对手？还是敌人？确定这样的关系性质是非常重要的。”

朱成虎认为，在中美之间会不会进行贸易战，取决于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如何。目前看来，贸易摩擦还是可以管控的，但如果美国人继续在中国的关键利益问题上─比方说台湾问题上采取危险的动作，那么“我们没有可以让步的空间，像台湾和南海问题，让步的空间是不存在的”。

曾提出过“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格雷厄姆·艾利森则指出，从过去500年的历史回顾，新兴大国和既存大国之间曾有16组关系，其中12种情况都出现了战争。“问题是，战争是否不可避免呢？我的意见是并非如此。但这个情况是很危险的，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危险。”

格雷厄姆·艾利森说，新兴大国和既存大国之间，原本两者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比较不容易被夸张化；但如果他们为了第三方的挑衅而做出反应，就可能带来战争。比如，1914年，斐迪南大公被刺杀，最终导致整个欧洲的崩溃。而中国和美国是否能够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作为一个教授，我给出的答案也比较像教授，既可能，又不可能。”

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只有学习历史、了解历史的人，像习近平、特朗普才有可能避免。如果他们能够借鉴之前的经验，我们这次可以做得更好。

然而，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并不是不可想象的。格雷厄姆·艾利森说，如果它发生的话，不是因为历史的铁律，而是由于我们现在犯的错误，使得两个社会没有做一些该做的事情。“我们要认识到危险的存在，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找到一种方式，让两个国家可以更加灵活地进行适应和改变。”

欧伦斯则指出，现在美国的白宫、学术界都说“尽管中美之间关系取得了进展，但我们的政策是失灵的。”美国还有人认为，让中国入世，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个“错误”。

但欧伦斯认为，就算我们的“建设性接触”不成功，我们也要铭记中美并不是战略上的对手。如果真的朝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就会陷入到“修昔底德陷阱”，这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都是毁灭性的。

他说，真正的威胁，包括美国人民以及中国人民所面临的威胁，是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经济危机，这些才是共同的挑战。

但问题是，为什么美国白宫、国会和智库会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建设性接触”是不成功的？他举例道，包括中国的经济投资、对于外商的歧视，对纽约时报等媒体和对脸书、推特、Google等互联网平台的屏蔽，一些持尖锐意见的学者，他们来华的签证被拒。“他们看到的，是这些。这使他们觉得美国对中国的积极、建设性的接触，是不成功的。”

他认为，中美政府都希望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如果两国走向战略对抗这条路，将使资源偏离脱贫、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反恐以及社会建设工程。

他说，虽然现在中美关系正处于困难时期，但最终做决定的是中美两国人民。他希望中美两国的人民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作用，使两国回复到建设性关系的时代。

达巍则说，过去40年来，中美两国是在一个老的框架下共存的。期间，美国是一个主导国家，不仅是超级大国，也是自由主义秩序的主导国家。中国相对来说比较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时的中国是游离于这个体系之外的。

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希望加入到这个体系之中；同时，美国也希望将中国拉入到这个体系之中。过去40年可以说是很成功的。

但在过去5年里，“老的框架看上去过时了，我们两个国家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框架。”与此同时，中美还经历了许多困难和动荡。达巍说，“我们可能需要花10年的时间来找到一个新的框架。特朗普政府把一个新的框架强加到了我们头上，这就是‘战略竞争对手’这样的称号。”

达巍认为，如果美国希望继续和中国展开竞争，则中国很难选择其他的框架。“因为，美国还是双边关系中实力较强的一方。”但竞争不见得是坏事，“可以有竞争。但我们也不能假装双方没有利益冲突、没有不同的社会制度。这些都是存在的，应该承认”。

达巍说，现在的问题就是，两国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展开竞争？竞争，在整块蛋糕中占的比例有多大？竞争能不能受控制，让它尽可能地缩小，而不是很大的一块？如果美国和中国展开竞争，这是目的，还是手段？达巍认为竞争是一种手段，是一种实现战略目标的方法。如果美国不同意中国的经济政策、工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等，这都是可以接受的，“我虽然不喜欢这种方式，但我可以理解。”

他指出，在过去几个月中，“我感觉到这届美国政府已经超过了这个界限。”比方说，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报告称，美国永远不会接受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已经超过了把“竞争作为一种工具”的做法。

达巍还说，他曾问自己的美国朋友：这次的目标是什么？希望实现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一张清单？但对方说，我们这次是没有清单的。“这好像就是准备要惩罚中国。这是一个危险的趋势。美国现在的选择，是要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还是要跟中国展开竞争？是不是只想保住自己的对华霸权？”

达巍坦言，随着中国不断的崛起，有时候外部环境看起来对我们并不是非常友好，“关键是如何管理我们之间的竞争”。达巍说，在这方面，中国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在华盛顿的朋友觉得，华盛顿已经管不好了，所以中国必须管理好。作为相对比较弱的一方，如果中国能够管理好与美国之间的竞争，也是符合我们利益的。”

（撰稿  财新记者 徐和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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