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美中关系正处于建交45年以来最为紧要的关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第45届美国总统毫无疑问将导致两国经济交往的规则出现重大转变。

特朗普政府的几项最初声明均指向开展广泛的反华制裁的可能——无论是实行惩罚性关税并指定中国作为“货币操纵国”，或是责难中国包括台湾在内的南中国海主权宣言，并将中国长久以来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中国”政策作为谈判筹码。

这一手段拥有一个致命的战略缺陷：它赖以支撑的信念，即新近发力的美国在对抗其假想敌手的过程中拥有一切优势，本身就是一个误解。假设华盛顿方面贯彻这些声明，中国极有可能利用调整关税及限制资本流动加以报复——以此约束美国的出口增长，并限制美国以进口盈余储蓄弥补国内储蓄严重短缺的能力。

这一手段还拥有一个严重的分析缺陷：美中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是无法通过简单粗暴的双边策略实现修补的。美国与101个国家之间存在贸易逆差——这是储蓄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账户逆差的副产品。这类宏观失衡所引发的多边贸易逆差是无法通过双边方案加以解决的。

向中国施压——制裁美国低成本国外商品及外来资本的供应方——极有可能迫使美国面临一个最为严峻的问题：通过评估中国在多大程度上令美国避免了几十年间逐渐形成的严重的经济及金融压力可以发现，双边逆差实际上对美国有利。撕毁两国之间的交往规则将导致这一双赢方案所维持的均衡暴露出其脆弱性，并激化一个严峻的问题：美国如何在不依靠中国的前提下解决增长问题。

华盛顿方面的政治家们一向乐于将中国视为美国长期经济问题日益加剧的罪魁祸首。由于理论上的长期双赢前景受到目前全球化浪潮的剧烈影响，“全球化断裂”又促使美国这一责难进一步固化。本已岌岌可危的美中关系在全球化争议的陷阱内日益飘摇。伪装成民粹主义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并不是解决之道。宏观问题需要以宏观方案加以解决——美国扩充储蓄才应当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