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兰，黑天鹅。钓鱼台国宾馆的这两样标志性景物，从未像今天这般引人遐想。前者寄托着人们对于美好愿景的期许，后者则是诸多不确定性的象征。

3月18-20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在京如期举行，来自全球的数百名政、学、商界精英再度聚首钓鱼台，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建言献策。

这一固定在每年全国“两会”后第一个周末举办的重量级国际论坛，今年迎来了18岁“成人礼”。但本次年会的重要意义显然不止于此。在全球经济版图重塑、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抬头、经济不平等导致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大背景下，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人们渴望听到更多睿智、理性的声音。今年的论坛以“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为主题，其蕴含的逻辑是，世界及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背后是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因此，中国和世界都需要正视困难和挑战，增强沟通，携手合作，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在历时两天半的论坛上，共安排了包括6场正式会议、23场经济峰会，以及对话会、圆桌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42场次，涉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制造2025、环境治理、对外开放、跨境资本流动、国际金融秩序重建等重点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中美关系、创新与产业升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社会公平、新型政商关系和反腐败等热点或前沿话题。

论坛嘉宾阵容一如既往的“豪华”，有人戏称，假如在这几天切断钓鱼台的通讯信号，世界将会“停摆”。参会的中方代表中，有60多位部级以上政府高官，50多位中央企业和知名民营企业主要负责人，以及来自国内权威智库、高等院校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外方代表中，则包括几十位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先企业的董事长或CEO，以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为代表的众多学术大师，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行、亚投行等重要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政要。

论坛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按惯例会见了境外主要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全球化本身不是问题，各方应共推新型全球化

假如用某种软件对今年论坛的高频词进行检索，位居榜首的一定会是“全球化”。

论坛第一天举办的经济峰会，首个单元即从“世界经济：穿越不确定性”切入，全球化在当下遭遇的问题及其未来走势，成为发言嘉宾们谈论的焦点。其后，峰会专设了一场题为“拯救全球化”的分组会。在论坛其他多个场次的讨论中，全球化的话题也被屡屡提及。

全球化究竟是处于放缓、停滞还是逆转当中，与会代表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对于反全球化思潮兴起的成因，代表们给出了较为一致的判断，即主要是由于全球化未能使不同地区、不同人群都从中获益，国家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阶层之间均存在着不平衡。

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时现身本次论坛，带来对全球化的深刻反思和建设性意见。2007年诺奖得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说，全球化给了世界两个承诺，一是促进经济繁荣，二是减少贫富差距。第一个承诺的确实现了，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快速增长；第二个承诺却没有实现，很多新兴经济体的贫富差距反而扩大了。

2001年诺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全球化的好处被高估，其受益分布不均，受损者话语权丧失，全球化的成本则被低估，并且没有进行良好的风险管理。另外，全球化提供了避税的方式，也反映出全球化的不对称性。另一位2001年诺奖得主、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说，全球化推动了技术发展，同时也使传统的就业机会减少，收入两极分化加剧。2010年诺奖得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说，当年推行全球化时就知道会影响到缺乏技能的、低收入人群，但很多国家未采取相应措施；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这种“意外”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尽管如此，这些世界顶尖学者均表示，不应将问题归咎于全球化本身，更不能否定和放弃全球化。他们认为，全球化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财富的分配；诉诸保护主义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

来自大洋彼岸的一些前政界要人也持类似观点。中国人熟悉的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说，二战之后美国参与缔造了相关国际体系，奠定了全球化的基础，从中受益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和中国。美国如果脱离全球化，风险将很高；中国也是如此，中国的发展依赖于全球化的深化。

如何拯救全球化？全球化下一步何去何从？各国又该如何应对？“大咖”们在论坛上各抒己见。斯宾塞强调坚持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他说，如果彻底抛弃多边主义，公共福利会发生动摇，小国可能被边缘化。多边体系和双边体系、区域体系要相互融合才好。斯蒂格利茨重申了他关于平等的一贯主张，建议采取一体化的政策和行动，包括更好的社会保障，来推动实现收入再平衡。1998年诺奖得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说，在全球化环境下较好地发展，要求有出色的教育提供人力资本、较好的医疗增进人口健康，各国需要完善本国的基本公共服务。

学术精英们的这些见解，可以归结为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论坛上说的一句话：全球化没有输家，如果有，一定是国内政策出了问题。

论坛期间，来自中外各界的许多发言者都倡言构建新的全球化，只不过说法略有不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提出要“打造全球化升级版”，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的用词是“新型全球化”，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则称之为“全球化2.0”。不论何种叫法，对其内涵的描述都离不开“包容”“共享”等关键词。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等一些外方嘉宾，希望中国在维护和推动全球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甚至填补美国后退所留出的“空白”，扮演领导者角色。对此，出席论坛的中方政府代表给予了积极而又冷静的回应。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说，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十分积极，也在全球化中享受到好处。不管全球化如何逆转，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

商务部另一位副部长钱克明说，中国在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会搞贸易保护主义，不会另起炉灶，也不会动谁的奶酪，而是要为全球治理做出增量贡献。

外交部部长王毅说，中国从未想过要领导世界。在各国相互联接更为紧密的全球化时代，世界真正需要的不是单枪匹马的英雄，而是同舟共济的合作伙伴。他把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定位为“国际形势的稳定锚，世界增长的发动机，和平发展的正能量，全球治理的新动力”。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主旨演讲中再次宣示了中国政府的主张。他说，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相互促进。中国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的增长之路，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使全球化更好惠及各国人民。要共同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向创新要动力，向改革要活力，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要适应国际经济格局的新变化，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中美两国荣损与共，对话协作方能“双赢”

作为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全球化批评者”，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的执政走向及其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和中美关系的影响，是此次论坛的热门议题。“特朗普因素”被与会代表们认为是世界不确定性的一个主要变量。

对于中美关系这一全球最重要、最复杂双边关系的讨论，近几年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议程里占据了愈来愈重的分量，今年更为明显。单从论坛代表名单来看，参会的外方企业正式代表当中，美国企业超过25家；美方学者和智库机构代表则有24位。特别令人瞩目的是，有三位美国前财长出现在论坛现场，分别是劳伦斯·萨默斯、亨利·保尔森和雅各布·卢。论坛的经济峰会期间，有两场分组会和对话会直接以“特朗普时代与中美关系”为题，还有一场分组会探讨的是“‘美国优先’的前景及全球影响”。

曾经的高盛掌门人、在担任小布什政府财长期间开启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保尔森在发言中说，中美元首即将在4月举行的会晤对两国关系和全球各项事务都将产生影响。虽然当前中美关系面临不少棘手问题，但依然有很多有利条件。他呼吁，两国应当构建积极的动能，找到一些有共同利益的领域。

先后担任过克林顿政府财长、哈佛大学校长、奥巴马政府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劳伦斯·萨默斯说，未来25年内，中美两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为双方有巨大的共同利益。两国必须基于互信开展合作，共同推动世界向好发展。

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担任过白宫办公厅主任和美国财长的雅各布·卢表示，应当借鉴以往的国际合作经验，通过相互合作实现一些共同的目标。

中美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这一点得到参会嘉宾的广泛认可。保尔森认为，中美之间在投资领域有很多机会，美国企业可在中国进行绿地投资，中资企业则可更多通过并购美国的中小企业获得市场准入，增加美国的就业。他还表达了对于能在特朗普任期内达成中美投资协定（BIT）的期望。来自中美学界、企业界的代表都表示，两国发生贸易摩擦，彼此都会“受伤”，必须寻求互利共赢之策。

外交部部长王毅在论坛闭幕日发表的午餐演讲，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思路，其中提到“积极推进大国伙伴关系”，并用相当大的篇幅论及中美关系。王毅说，这几年有一种担心，认为中美会陷入既有大国与新兴大国走向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近来又增加了一种担心，就是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认为新兴大国如果不能或不愿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国际体系将更加混乱无序。他对此表示，历史不能简单类比。“在各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新的时代背景下，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的利益已深度交融，如果发生冲突，只能是双输。同时，当今世界事务已如此复杂多样，不可能仅靠一个国家承担提供所有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唯有开展国际合作才是可行选择，唯有加强国际治理才是正确途径。”

王毅说，中方有信心通过与美方加强对话协作，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这种信心来自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规律，来自中美合作取得的现实成果，也来自两国领导人发出的明确信息。他强调，“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我们在把握和设计两国关系走向时，应当有历史纵深感和未来穿透力。”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好“两只手”的作用

去年的论坛年会，站在中国新五年规划的门槛上，中外各界代表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深入研讨。今年，“十三五”规划进入实施的关键一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迎来深化之年，改革的取向、方式和路径等继续受到关注。

张高丽副总理在主旨演讲中说，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中国对经济形势作出的重大判断、对经济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对经济工作思想方法作出的重大调整，经受了实践检验。下一步，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他还特别介绍了今年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具体目标，以及将要采取的政策措施。

首次亮相论坛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在发言中列举了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三大结构性失衡——实体经济的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他表示，要瞄准主要矛盾，向结构优化找出路，在供给侧上下功夫，用深化改革的办法，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平衡。

何立峰提出今年要着力做好的五个重点方面，其中第一条是创新制度供给，优化要素配置。他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进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原则。”

类似这样的表述，在参会的中方其他财经官员那里也多有提到。例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说，理解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握两个大逻辑，第一个逻辑是，中国经济运行出现的短期问题，其深刻根源是重大的结构性失衡；第二个逻辑是，造成重大结构性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机制不完善，市场没有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则没有发挥好应有的作用。他们的发言，传递出政府高层对于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让“两只手”各尽其责、协同发力的准确认识。

推进结构性改革不仅是中国的选择，世界其他经济体也需要结构性改革，唯其如此，才能化解全球经济长期以来形成的结构性失衡，应对巨大的不确定性。论坛期间，各国学者、企业家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们因此有了更多“共同语言”。

经济转型升级关键在创新，加快向创新驱动转变

世界经济持续疲软，使人们对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寄予厚望；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更趋迫切；资金“脱实向虚”和实体经济的萎靡，侵蚀着经济发展的根基；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构成对中国制造业的某种“倒逼” ……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指向同一条出路——创新。

本次论坛，创新话题热度不减。“全球化新环境下的创新与创业”、“从新科技革命到新产业革命”、“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双管齐下鼓励创新”、“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挑战与创新”，论坛日程表上跟创新有关的内容举目皆是。论坛期间还连续第二年推出了“创新前沿展”。

张高丽在主旨演讲中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牵住创新这个“牛鼻子”，促进实体经济优化结构。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就“中国制造2025”发表演讲，他说，提升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就是创新，要使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主要动力，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

苗圩还从完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工业发展基础能力、实施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战略、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等六个方面，描绘了促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的路线图。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许多中外企业在论坛上分享了他们的创新实践与经验，并对政府营造更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统筹使用创新资源等方面提出了建议。来自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的代表集中探讨了金融创新与实业创新如何形成良性互动，认为金融创新要契合实体经济的需要，并重视风险防范。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会不会冲击人类的工作岗位，导致就业危机，成为这次论坛的一个小热点。在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特斯拉汽车公司全球总裁乔·麦克尼尔等领先企业家看来，新技术会颠覆现有的产业，同时也会创造新的工作，关键在于人们是否有远见。诺奖得主皮萨里德斯的看法与他们相近。但也有代表提醒，现在需要未雨绸缪，从改进教育体系等方面入手，应对技术革命可能带来的就业不平等问题。

聚焦新型政商关系与反腐败，中纪委高官首度登台

今年的论坛，首次设置了一场以“新型政商关系与反腐败”为议题的分组会；中央纪检部门的高级官员——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首次站到这一国家级财经论坛的讲台上。与他同台“论道”的，还有国内知名民营企业家陈东升、刘永好，国际学者彼得·诺兰、郑永年、鲁里埃尔·鲁比尼，经合组织幕僚长、G20协调人加芙·拉莫斯等。

考虑到中国近年来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和启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背景，论坛的这一安排颇具深意。

杨晓渡在发言中，对习近平总书记去年提出的建立“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作了深度阐释。他说，“亲”是团结、协同、互相尊重。中国企业造福中国人民和社会，是顺应人民的需要而成长起来的市场主体，创造就业，创造供给，创造财富，创造科技。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富民强国执政理念所倡导、鼓励和支持的。基于此，中国政府和企业有着最大的共同点，互相关系应当是“亲”的。

“清”是清白、干净，政府廉洁，企业规矩。中国政府握有巨大的公权力，这种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福祉、为社会服务，而不能被用来牟取政府官员个人私利，政府在给予企业服务的同时，必须保持廉洁清白的关系。

中国企业拥有巨大财富，这种财富只能用来造福于民、造福社会，绝不允许成为腐蚀官员和社会的工具、手段，被用来围猎官员、谋取企业私利、污染政企关系。

杨晓渡指出，从企业来看，有些企业家特别愿意同政府官员打交道，这有两种情况是不正常的，一种是资本希望求得照顾，有违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另一种是资本希望在掌握经济权力后，谋取政治上的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从政府来看，一些官员为了一己之私，利用手中权力设租寻租，插手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侵吞国有资产，大搞利益输送，大发不义之财，这有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宗旨。

“对于腐败的防范和治理是一场永远的战斗。”杨晓渡说，中国通过反腐败，目前做到了使干坏事的人感到害怕，“不敢腐”的局面已经形成，而“不能腐”还需要努力，达到“不想腐”则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对于人们关心的反腐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强调，反腐败不可能成为发展的障碍，腐败只会损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发展会更健康、持久。

几位外方代表从不同角度为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建言。拉莫斯表示，经合组织愿意同中国开展相关合作；彼得·诺兰建议，可以从中国的古代历史中吸取经验；鲁比尼认为，反腐败关键是要提高法治透明度；郑永年评价说，中共十八大后，反腐败走向制度性轨道，显示出中国政商关系的制度化导向。

经过为期一天的经济峰会和一天半的正式会议，本次论坛的参会嘉宾们奉献并收获了丰硕的思想和智慧，达成了很多共识，当然也留有不少分歧或疑问。其中一个最大的谜团就是，2017年的天空，还将有多少“黑天鹅”掠过？如同论坛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致辞时所说，“我们在敞怀感受和煦春风的同时，也要提防未来可能出现的急风骤雨。”

然而，无论不确定性的迷雾如何升腾弥漫，中国试图传达给世界的信号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既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把国内的改革和发展搞好，又有真挚的意愿去积极参与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新秩序，从而为世界的发展和繁荣作出贡献。

“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已经连续举办了18届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日益成为中国发挥这种建设性作用的重要机制化平台。中外代表们相约，明年春天，钓鱼台再见。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第7期 作者：车海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