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诺兰(Peter Nolan)

剑桥大学中国发展研究崇华基金会名誉教授、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他是论坛的中国发展高层的老朋友

本文为诺兰教授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撰写的背景报告摘要

引言

人类的文明正处于十字路口上。迫在眉睫的全球挑战包括自然环境的破坏、气候变化、不平等、产业集中化，以及对金融系统的监管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中，首要的议题是如何避免“文明的冲突”以及一场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我们只有深入地审视过去，才能更好地了解世界文明长期演化的发展方向。在未来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人类前行的道路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将扮演核心角色。

1. 第一次趋同

古代中国的文明发源于中国北部的河谷地区。在周朝，贸易的发展、货币的使用、新富阶级的出现，以及频繁的战争冲突，促进了对人类社会和政治体系本质的哲学研究。孔子的《论语》在超过两千年的时间里为中国政权提供了道德基础。政府官员的最重要的目标是维护普通大众的福祉。在汉朝，中国发展出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政治结构。它的基础是一个专业的官僚系统，这些官僚是通过竞争激烈的、基于古代先哲思想的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中国大部分地区在政治上的统一，造就了经济和技术的巨大进步，其中包括丝绸纺织、水车、肩带式马套、造纸、造瓷、钢铁锻造技术的发展。

古代西方文明起源于中东的河谷地区。在公元前479年击败了波斯人之后，雅典人创造了繁荣的地中海经济。贸易、城镇化以及货币的使用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这同持续不断的战争冲突一起，促进了对人类社会的思想研究。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被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均视为“大师”。在公元前1世纪末期，整个地中海及其北部内陆地区被罗马贵族统一为一个单一的政治经济体。在公元1世纪后期2世纪初期，罗马帝国进入了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的“黄金时代”。地中海将帝国的大部分疆域连接在一起，这使得贸易和工业可以不受国境和冲突的阻碍而得以发展。

2. 第一次趋异

在唐朝，精英统治的、以科举考试为基础的官僚体系与汉朝相比得到了巨大发展。自此之后，中国传统的官僚体系在保障市场经济繁荣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作用包括：维护辽阔统一的疆域的和平，使得经济可以从专业化分工和交流中获益；建设和维护大量的水利基础设施；预防饥荒和饥荒救济；编撰百科全书和教材以传播最佳实践知识；实施保护生产者和交易者财产权的法律体系；以及确保商品价格稳定，特别是粮食价格的稳定。中国的国内贸易规模比整个欧洲的贸易规模大得多，此外，从南中国海到东南亚以至更远的地区，贸易非常繁荣。由国家管理驱动的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造就了长期持续的技术进步，这种进步也主要由企业间竞争的“看不见的手”来推动，包括在造船、航海、运河、冶金、造瓷、造纸、印刷、纺织品、武器、采矿和深井钻探方面的进步。在18世纪早期，中国大约创造了全世界制造业产出的三分之一，而欧洲创造的不到四分之一。

罗马帝国在公元4世纪后期灭亡了，欧洲分裂成为众多不稳定的准国家，伴随着地域性的军事冲突，以及为了土地和资源而持续发生的零和博弈争斗。这些国家的政治基础是国王将土地分封给封建领主（封地），以换取他们的军事支持。当欧洲从黑暗时代开始爬升时，更稳定的国家轮廓出现了。对中世纪的欧洲统治者而言，教育和识字率并不重要。在不断的军事斗争中，核心人物是在马背上作战的领主的骑士兵团。在绝对主义时代，由世袭的地主贵族和宗教领袖组成的国会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15世纪之后，军事和航海技术的革命将欧洲内部冲突的暴力程度带上了新的顶峰，并导致了第一个在欧洲之外进行殖民征服的时代。在黑暗时代，西欧的技术在倒退，到13世纪中西方之间已经存在了显著的技术发展差距。在后面的几个世纪，资本主义竞争的“看不见的手”推动了技术进步，到18世纪早期，西方弥合了与中国的技术差距。很多最重要的欧洲的发明创造都起源于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欧洲。这些发明包括：磁性罗盘、尾舵、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管状金属武器、高炉、旋转运动与直线运动互变方法、双活塞气缸、造瓷技术和船闸闸门等。

3. 第二次趋异

西方对中国的暴力侵略鸦片战争发生在清朝初期和中期，正值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一个时代的末期。从19世纪初期到1949年，这个国家是如此的衰弱，无法支持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增长和现代化的主要中心是通商口岸。全国总产出几乎无法赶上人口的增长。在短短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中国掉到了落后的位置，成为“不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最后决定采用中文词汇“共产主义”，字面意思是“共同财产-主义”，来作为“communism”的译名。其他的翻译建议，包括“大同主义”（“大和谐-主义”）被否决了，即使这些译名反映了中国长期历史中旨在提高大众福祉的实用主义和非意识形态化的管理方式。从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资源按照物料平衡的“计划”来进行配置，企业被排除在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之外。到1980年中国占全球GDP的份额不足3%，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不足1%，同时超过95%的人口每天收入在2美元以下，中国大部分工业在技术上是陈旧落后的。

欧洲第一次的殖民主义浪潮，在英国工业革命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改变了全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均衡。仅仅一个世纪，世界经济就已完全改变。从1820年到1913年，由西欧国家和西方附庸国家创造的GDP占世界总GDP的份额增长了一倍以上，从25%变为54%。在工业化国家，民用技术的转化推动了武器发明的持续浪潮，使得欧洲国家可以征服发展中世界的大部分疆域，也使得日本能够征服东亚的大部分土地，包括中国在内。同时这样的装备也被使用在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可怕战争中。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的工业化国家控制了主要的全球治理机构的领导席位，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多数席位，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席位。到1980年代，高收入国家贡献了全球GDP份额的70%，世界出口总额的70%以上，全球股票市场市值的95%以及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99%。

4. 第二次趋同

在19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时代。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稳定是中国发展的基础。中国以实用主义的方式在市场力量的“看不见的手”和监管的“看得见的手”之间努力寻找最佳平衡点。根据“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哲学，市场力量从资源配置的“辅助”角色变成“最基本”要素，中国已深度整合进国际经济体系中。然而，国有控股企业仍然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在 “市场失灵”的很多领域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复兴是中国重返它在两千年中曾在全球经济和文化体系中占据的地位的漫长之旅的起点。然而，中国仍面临很多挑战。尽管它仍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但它的人口在老化，国家已超越了“刘易斯”拐点。主要城市有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企业在国际高科技领域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只有高收入国家的二十分之一。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任务。中国正在忧虑如何阻止一场因西方害怕中国崛起而爆发的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苏联的解体似乎代表着西方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制对共产党领导的“计划经济”取得了胜利。今天，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占全球对外投资总额的将近五分之四，占世界最大2500家企业研发费用的九成以上，高收入国家依然控制着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的领导席位。然而，西方的持续主导掩盖了深层次的潜在变化。全球金融危机揭示了西方金融体系受全球性银行“规制俘获”而导致的扭曲。西方企业在全球的成功，削弱了他们与其总部所在国的联系。在西方国家，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在扩大，而真实收入水平则停滞不前。信息技术革命和超过40亿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削弱了西方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并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全感。西方人口在持续老化，抚养比率稳步上升。由发达国家创造的全球GDP份额从1980年的64%直降到2016年的42%。民粹主义的浪潮与对发生“西方衰落”的普遍恐惧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

结论

由西方少数国家主导全球的短暂时代走到了尽头。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的重要性就如同1800年博尔顿和瓦特的蒸汽机专利到期一样。中国长期的正和思维传统，是在“阴”和“阳”两种力量间寻求平衡和共生，以达到“普天之下的大和谐”。在未来的复杂时代，这种哲学有助于与西方建立合作关系，以应对人类面临的多重挑战。西方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短暂时代的终结将是非常复杂而旷日持久的。对于西方的普通民众和政治领导者来说，要接受这一时代的结束并和平地调整他们与非西方世界的关系是很难的。中西方的正和关系使得全球范围内普遍的和谐发展成为可能，就如同中国在1800年之前的两千多年里在自己国家做到的那样。它会造就长期的和谐的全球治理体系。这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因为其他的选择对人类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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