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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斯宾塞:中国经济日程


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

因其在"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分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应邀出席3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


编者按

 

近一段时期,我国经济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重点改革和重大政策效果不断显现。经济稳定、可持续增长的状况能否维持?在题为《中国经济日程》的文章中,斯宾塞教授梳理了影响中国经济的内外部因素。他认为,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是中美关系,而在国内,最紧迫的问题是金融体系对国有企业的偏袒所导致的民营企业投融资难。


中国经济日程

作者:

迈克尔•斯宾塞,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

万千,中国区经济学家,彭博


     

在美国即将向内转之际,中国经济表现对全球变得至关重要。未来几年,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将取决于诸多重要因素。

     

影响中国前景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是其与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的关系。理想的情况是两国政府在双赢的贸易和投资协定上展开合作,并理解彼此面临的困难。但相反的结果——造成双输的贸易和投资纠纷升级——的可能性同样不小。


欧洲政治不确定性也在增加。虽然这对中国的影响不如特朗普的行为直接,但也是整个全球经济的重要中期风险源。

 

在亚洲,影响中国经济前景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领导的地区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进展情况。通过“一带一路”计划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进行的地区发展投资可以为亚洲(及其他地区)带来更多的贸易和增长,但其影响需要时间才能显现。

 

第四个重要外部因素是汇率。目前,人民币面临着巨大的贬值压力,主要原因是资本外流。与此同时,在特朗普实施财政扩张的预期下,美元正在升值。中国的表现部分将取决于这些动态如何发展。

 

除了外部的不确定性和不利因素,中国还面临一系列内部挑战,它们也许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风险。这些挑战——包括实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疲软、产能过剩、杠杆过高、房价高企等——主要原因在于金融部门问题的积累以及中国领导人没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

 

以促进实体部门投资的措施为例。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在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希望缓解生产性民营企业和行业的财务障碍。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流动性没有流向实体经济。相反,中国的银行仍然将信用主要配置给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流向国有部门的信用最后没有用于提振生产率的投资,而是进入了房地产市场(这推高了房价泡沫)和产能过剩行业(进一步增加了产能过剩,也让许多公司逃避急需的重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用低成本贷款建设基础设施,但这些投资的社会回报通常很低;而且在进行了数十年高速基础设施建设后,边际回报也在下降。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负债仍在节节攀升。

 

国有企业也可能利用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系统,将它们获得的廉价资金再次贷款给民营企业,因为后者无法从正式银行系统中借到钱。正式银行系统一年期贷款利率为5%左右,但温州影子银行市场(姑举一例)2016年11月平均一年期利率高达16%左右。

 

这一形势正在伤害整个经济。银行救活了破产的公司,而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仍然饱受挤压。考虑到民营部门生产率一般远高于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并创造更高的投资回报,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缺乏预算硬约束的问题显然必须得到解决。

 

当然,中国领导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也制定了旨在改革国有企业、释放民营部门潜力的改革日程。但这项工作进展缓慢。说服银行贷款给民营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仍需要中国经济做出重大结构性调整。

 

对金融机构来说,不管负债多重、竞争力多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远低于民营企业。毕竟,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中央或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违约的可能性很低。

 

银行知道(或认为),如果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破产,政府会介入提供有利政策并给予补贴、减税和提供低成本融资工具。在一些例子中,银行别无选择,只能贷款给即将倒闭的国企;省政府可能要求它们提供大量低息贷款给奄奄一息、生产率低下的企业,特别是对地方财政收入和就业影响巨大的企业。

 

由于民营企业无法享受到这样的官方保护,因而必须在相当不公平的环境中竞争,它们必须在生产率和竞争力上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即便如此,如果与它们竞争的国企日子太难过,它们还有可能面临更加恶劣的政策环境变化。

 

简言之,中国金融部门偏袒国有企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的风险源之一。投资者对这一风险的认识或是资本外流的原因之一,这意味着金融系统激励扭曲同时也在给人民币汇率造成贬值压力。

 

近几年来,中国在提振居民消费的改革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尽管中国面临各种挑战,其民营部门仍然充满活力和创新力。早先改革的成果正在显现,这有助于保持经济增长。

 

实现更快、更坚实的增长需要中国消除市场和金融体系对国有企业的偏袒、保护和隐性担保。惟其如此,货币政策才能实现目标:支持生产性投资、创新、民营企业壮大和实体经济增长。


2016.12.26发表于

www.projectsyndicate.org



文章已获版权受理,转载请联系Project Syndicate。



斯宾塞教授长期关注中国经济,曾多次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去年3月,他在发言中表示,消费、需求和供给是密不可分的;在供给侧进行改革的同时,需求侧的改革也不容忽视,必须要同时来进行改革,否则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和成果。


转载请注明"转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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