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全球化归根结底是经济交换能够畅通无阻不受边界限制的过程。这里的边界不仅包括有形边界，还包括与地理，语言，政治，文化，冲突，宗教，法规和技术等有关的无形边界。

一个完全“全球化”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边界”，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共同的法律，单一货币，唯一的中央银行，以及统一的监管环境。

然而在现实世界里，一方面不同的国家和地方社区之间因为全球化总有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又享受着全球化的经济效益。近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英国脱欧公投，以及美国特朗普总统就职后提出的“美国优先”的口号，正是历史上与全球化“掰手腕”的一种延续。

过去数十年里，全球化带来的经济互联性持续提升了我们的生活水准，并大幅度消除了贫困，而今人们对全球化的焦虑也只是在享受了其效益之后才产生的。这种经济互联性通过国际贸易、资本市场和移民而形成，并因为以下三个因素得到强化：(1) 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国际性经济组织；(2) 邓小平带领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3) 以1989年柏林墙倒塌为标志的冷战的结束。

全球化改善了许多人的生活水准，同时也带来经济实力在不同国家间的转移。在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上所谓“发达经济体”占据了全世界国民总收入的64%。截至2015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42%，说明他们自身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转移，发达经济体国家因自身经济放缓和国内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对全球化愈加幻灭。这反过来又揭示了这样一种悖论：全球化在缩小国与国之间收入差距的同时，加剧了国内的贫富不均。

这种现象在美国表现最为明显，最富裕的少数阶层变得更加富裕，而绝大多数人民的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虽然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部分源于其国内自身因素的影响，如教育体系失效导致社会各阶层整体流动性降低，技术革新使得普通文员丧失就业机会，但全球化却成为了在政治上一个极为便利的替罪羊，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背景下。

不同国家在政治层面对全球化的反对形式不一，比如华盛顿已经明确放弃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英国宣布脱离欧盟，以及对移民的抵抗情绪不断高涨，欧洲对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反应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作为战后大部分时期全球化的领导者，美国的单边发展倾向给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很多疑问。

然而，认为只有美国才能确保21世界全球化的进步，这种假设这是错误的。中国目前可能还不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但得益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其拥有的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中国仍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因此，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可能主要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影响，而非美国。

确实，全球化的未来有可能取决于它的过去。在欧洲发现新大陆之前，所谓全球化更像是把亚洲、中东和非洲连接起来的一种理念。从波斯王朝到伊斯兰的崛起，从12世纪的巴格达到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力，整个欧亚大陆以及环印度洋港口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蓬勃发展。

中国已经建立了21世纪的新组织，以重续这些自古以来的经济联系。比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 旨在加强亚洲地区的贸易流动；上海合作组织 (SCO) 为加强中亚地区的经济联系提供了一个安全有力的平台；亚投行 (AIIB) 的设立会有助于中国将其经济触角穿越陆地和海洋向西延伸，实现“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

中国所有这些举措创造了一个贸易和金融联系网，对此最贴切的描述可能是“南向丝绸之路”，从而降低目前阻碍亚洲、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之间贸易流动的经济边界壁垒。对中国而言，这种经济联系非常重要，不仅可以确保中国所需的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供应，也能为中国未来数十年培育新的出口市场。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自身经济发展也应从东部沿海的发达省份扩散到西部内陆贫困地区。

虽然中国现在有机会重新塑造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但也需认识到其中的风险。欧洲对现有制度秩序的政治反抗情绪日益高涨：除了英国脱欧之外，民粹主义者的反全球化运动在欧洲其他地区也开始占据优势，并在某种程度上因人们对移民的不安情绪不断高涨而加剧。在撰写此文的这一刻，我们尚不清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将如何与通常伴随全球化进程的经济开放政策相协调。

除了这些区域性政治风险，对21世纪的全球化进程来说，还有三个很重要但难以预测的变数：

第一，技术的发展往往被视为全球化的推手，但技术也有可能对全球化起到反向作用。比如社交媒体，在有些情况下推动了反全球化力量的联合；网络安全正成为一个越来越紧迫的问题；机器人的普及使用会损害全球供应链。

第二，随着大部分发达国家，甚至中国以及亚洲许多其他国家人口不断老龄化，撒哈拉以南非洲正步入婴儿潮，这将极大地改变21世纪的人口结构。那些全球化组织，从联合国安理会到其下设机构，都必须要制定出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及其可能带来的移民潮。

第三，气候变化威胁的不仅是那些直接受影响的地区，比如海平面的上升和降雨模式的变化，还有那些最终接受“环境难民”的地区。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全球化并非只是一个单向车道 – 在很多时候，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全球化可能要经历一个反向过程。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利益冲突往往会造成各方共损，如果西方国家对全球化的支持逐渐减少，中国试图填补由此产生的真空地带将变得尤为重要。就像习主席今年1月份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所说的，“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

领导力往往伴随着风险。特别是在一个彼此竞争的政治体系世界里，经济全球化可能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成功管理风险，包括中国与其他超级大国以及亚洲邻国的关系，将成为21世纪余下时间里影响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