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于2017年3月18-20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其中3月19日举行了大会，第五单元议题为“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本节讨论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主持。发言人是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

隆国强提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使得中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体。今天经济全球化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将在全球治理体系里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变化的新的形势下，中国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表示，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动力，今天出现了波折，一些国家民粹主义思潮已经从民间上升到政治层面，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涓涓的细流逐渐形成不小的潮流。

回顾历史，冷战结束以后，东西方两大平行市场融合，全球化发展进入了高峰期，世界经济增长也进入了黄金期。在这段时间里，全球GDP总量增长超过3倍，全球货物出口增长超过5倍，国际投资增长超过11倍，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近2/3，这是全球化的益处。同时当然全球化带来了四个方面的不平衡：

第一，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净收益最多；新兴发展中国家受益人口多，但净收益总量不大；广大中小发展中国家很多被边缘化，没有能够搭上全球化的便车。第二，行业间发展不平衡。高新技术领域，高端的制造业、占据价值链高端的产业发展非常快，传统产业却在加速衰落，传统行业就业岗位在流失。比如美国纺织业、钢铁行业衰落较快，中国农业、实体商店就业流失较多。第三，收入分配不平衡。第四，环境保护和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把发展放在第一位，发达国家把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发展的诉求和环境保护的诉求往往产生矛盾和冲突。

钱克明认为要克服上述全球化带来的问题，需要建立新型的全球化。所谓新型全球化需要具有包容性、共享性，并能够促进创新，实现绿色发展。

当今全球化最突出的问题是包容性不足，比如有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具有非常明显的排他性和歧视性；在多边贸易谈判当中，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议程久拖不决，所以各国迫切需要从实现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构建起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以包容、协调、联动式的发展面对全球化的困境。

共享性是指要通过国际政策协调和国内、国际治理能力的增强，使得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大型的跨国公司还是中小企业，无论是资本所有者还是工薪阶层，都能参与到全球化中，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在全球化步入下行阶段的今天，要重燃贸易和投资的引擎离不开创新，帮助传统产业的从业人员克服创造性毁灭所带来的冲击，同时要加强发展援助和技术转移，帮助穷国跨越技术和数字鸿沟。

新型的全球化，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国技术和能力上的突破与共享，积极推动绿色发展，才能实现全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未来中国在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不会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不会另起炉灶，也不会动谁的奶酪，而是要为全球治理作出增量贡献，”钱克明说。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并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拥抱新型全球化。

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表示，全球秩序现在遭到了挑战，美国甚至威胁说会不接受世贸组织的裁决，而且美国总统可能会采用反倾销、反补贴或者是汇率操纵等借口作出报复，其他国家也会采取措施进行反制，人们担心这样的互动会导致贸易战。

既然全球化带来那么多收益，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全球化情绪呢？不仅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不满，发达国家也十分不满。

他表示，全球化并不能使所有人受益，受损的主要是中产阶层和最贫穷的人口，所以反全球化的情绪会非常浓烈。

除此之外，自贸协定作为受管制的贸易协定，导致市场出现了扭曲，例如它使我们无法获取便宜的仿制药，无法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此外，政府的行为也受到很多约束，政府开支能力越来越受限制，它还使缺乏熟练技能的劳动力议价能力越来越低，甚至导致失业。

斯蒂格利茨认为，新保护主义不忌讳去违背法治和规则，但它不可能奏效，因为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的世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上述问题，对于美国来说，需要加强社会保障，而且不需要贸易保护主义作为保护伞。对中国来说，应该借此机会推进自己的开放进程，在国际法治的环境下作出应对，并且支持就业创造和基建投资。中国可以与非洲、拉美有更多的合作，支持现有国际机制和安排，弥补美国留下的空白。此外，中国已经在创造新的机制（比如说亚投行和新金砖银行设立）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国已经在转型，从出口拉动转向内需拉动，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借助国际力量加快转型，美国的政策比较短视，中国需要着眼长远，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必须得到捍卫。

斯蒂格利茨称，我们正处于非常重要的关口，全球地缘经济将与二战以后创立的秩序产生巨大不同。特朗普的做法加快了这种转变，增加了建新全球秩序的紧迫性。新的全球秩序必须支持多元、可持续和更平衡的发展。

（撰稿  财新记者 范若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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