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于2017年3月18-20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其中3月19日午餐会，主题是“塑造未来社会的关键趋势”。午餐会由美国高通公司总裁德里克·阿博利主持。演讲嘉宾是哈佛大学前校长、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教授，以及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

劳伦斯·萨默斯教授表示，全球化使一些国家在政治层面面临很多挑战，不平等在加剧，这些困难包括经济难以实现快速增长，无法为公司提供持续、健康的金融支撑，而且这个问题也不仅限于工业化国家，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这样的趋势中，我们不可避免地看到民族主义的兴起，很多国家都有民族主义抬头的趋势，人们对国际合作充满疑虑。

G20财长会议在本周末召开，会后发布了共同宣言，但我非常失望，因为这是十年来第一次没有明确20国共同采取措施反对保护主义，以及没有呼吁共同采取努力找到行之有效的金融框架应对气候变化。

“我很失望，我想跟工商界人士说，你们在制定自己战略时，在制定如何跟美国政府进行交流的战略时，要强调着眼长远，要强调长期愿景，每个人从长远来看都应该要避免重返保护主义的泥沼，而要加强共同的全球化的进展，从而才能共同应对全球环境带来的挑战。”劳伦斯·萨默斯说。

他表示，技术带来很多可能，包括工业化国家的创业精神、创新强度和新兴市场的劳动力，这样的组合非常符合创新者和创业者的利益， 也符合新兴市场劳动者的利益，但是不符合甚至损害了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利益。早期，发达国家会从创新中受益，在信息技术成为最重要的资本投资时，技术进步使得成本每年下降20%至30%，储蓄也要找到出口。我们有很多资本，这些资本很多情况下会进入对现有资产的购置，产生资产泡沫。这些趋势使我们现在的世界没那么安全，特别是政治的基础方面有所削弱，比过去要淡薄。

有人认为全球化不符合美国人民和国家利益，他认为这种结论比较危险，对美国和全球体系也有危险。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会影响开放性，会影响世界各地消费者的利益，会影响我们在任何领域取得全球合作的动力。他表示，世界需要的并不是有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而是负责任的民族主义。

所谓负责任的民族主义，第一，要有广泛的社保去保护中产阶级。美国历史上的马歇尔计划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一个非常广义的社会契约，包含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大学，让大部分美国人获得医保，同时确保中产阶级家庭可以获得他们所应得到的支持。同时，从国家的财力里拿出一大部分做援外，而且这种援外符合国家利益。所以，对中产阶级的保障，就是负责任的民族主义的第一步。

第二，管理一体化进程带来的后果。以一位美国的工人为例，首先有人会跟他们讲，全球化可能会让他们丢掉饭碗，因为美国要开始从海外进口了，那实际上更好，因为他们可能会找到另外一份工作，而且他们的孩子可以买到更便宜的玩具，进口车更便宜，产品更物美价廉，所以他们说：“好，没问题”。

然后有人又跟他们讲，现在美国要进口，但他们工作的公司会把其中的一些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否则公司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企业没有竞争力对整个国家来讲不会有就业，所以从开放的角度来讲，这也是好事。人们会觉得有一些怀疑，但是他们还是会说：“好吧”。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对他们讲，国家要给这些公司减税，但是要给个人加税，因为个人很难移动，而公司则会转移到海外。所以政府给公司减负，企业就不会走了。

这些说法都对，但是政府的税收和监管，需要一些共同的、国际化的做法，避免企业高流动性的竞争，避免影响到没法移动的国民的生活福利。

多年来，贸易协定成为了很多国家元首出访的战利品，OECD国家的代表也需要不断谈判，确保这些国家对国际一体化进程的支持。

劳伦斯·萨默斯觉得这种盲目的做法或许需要调整，反思盲目全球化给国民带来的影响。他表示，未来的25年，中美两国的发展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中美之间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必须基于互信开展合作，用创造力开展工作，应对挑战。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表示， 目前，全球面临总需求不足和总供给提升的障碍，如何良性的提高总需求、可持续性的改善总供给的能力，是近中期的关键。

金融危机对各国造成了冲击，恢复过程缓慢，反映了相关的国家总供给侧的脆弱性，也反映了全球化中，大家联系在一起，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脱全球性的冲击。

供给侧的脆弱性原因在于，过度管制、过高福利、民粹化倾向，造成了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灵活性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的动员能力不足和技术创新不足，导致总供给能力提升障碍。

应对金融危机应当适度加杠杆，各国确实都在适度加杠杆，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杠杆，阶段性增加总需求，防止危机快速蔓延，并且利用好这一喘息时机，抓紧进行包括金融监管改进和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样可以改善总供给能力，推进结构性改革，既应对短期危机，又建立起中长期良性增长机制，从而财政货币政策就可以逐步去杠杆，经济恢复，实现可持续增长。

但货币财政加杠杆却给出了经济稳定的幻觉，一个幻象，不愿意忍受改革阵痛，经济恢复不及常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买来的时间浪费掉了，导致政策空间越来越小，最终需要在紧货币、紧财政的条件下进行改革，阵痛更加剧烈，更难凝聚共识，容易滑向左倾或者右倾的民粹主义。

楼继伟称，现实情况看，从全球角度，杠杆率高企，而生产率停滞或者下降，民粹主义泛滥，在此艰难时刻更需要关键政治家的担当和睿智，既能凝聚民心又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顺序推进改革，改善供给。

他认为，科技进步加快重塑经济和社会结构，创新将改变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就业形态和收入分配，各国之间的应该平衡关系，特别是全球化不可阻挡。

全球化是资本、技术、可贸易产品和服务，以及劳动力、土地等跨疆域的配置，由于各国发展阶段的不同、人口结构的不同、自然条件的不同，全球化优化的资源配置是多赢的，各国都在受益。同时，各种要素的流动性不同、流动性的形态也不同，土地是无法物理性流动的，但是土地的使用形态受全球化的影响。资本、技术、可贸易产品和服务流动性要强得多，也是难以管制的，过多的管制和壁垒会呈现双输或者多输的结果，短期跨境资本流动是不是很有好处，是不确定的，现在金融监管之下，大家也在考虑如何合作，对短期的跨境资本流动进行合作监管。

资源优化的配置带来了各参与国国民福祉的提升，这需要政府的调节，例如改善基础设施，改善教育等。但反全球化的措施阻挡不了全球化，也降低了国民福祉，削弱了改善收入分配的财政基础。

他认为，全球协调的必要性再次凸显。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领导人面对共同的灾难，空前一致的加强了政策协调，但面对杠杆高企，生产率停滞，经济增长总体缓慢，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贸易摩擦加剧，民粹主义盛行，全球经济并未实质性的、可持续性复苏。但各国的政策空间在缩小，协调产生合力就更加必要。

“竞争性的降税有没有终点？过去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是25%，在全球来看属于中等偏下，但现在已经逐步变成中高水平的税率了。”楼继伟说。

他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任何一国实行正的进境税和负的出境税能否奏效？现存的双边税收协定是不是要重新修订？中国有近100多个双边税收协定，要不要重新谈判？如果引起全球性的相互报复的政策是什么样的结局？”

楼继伟说：“我们处在十字路口上，全球进入了新常态。”这一点中国领导人早有认识。2013年中国就提出自己经济进入了“三期叠加”，也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进而提出三期叠加将是今后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新常态，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要在适度加强需求管理的基础上，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新常态的提出，也是考虑到全球经济在近中期高度不确定性的外部因素所作出的综合判断。中国决心做好自己的事，同时负起应当承担的外部责任。

他指出，要认识到高杠杆和低生产率的搭配，蕴藏着高风险，危机还有可能不期而至，做好自己的事并承担起责任，应当是各国的共同选择。以邻为壑、转嫁风险只会得到报复性的反击，改革常常是由危机触发的，改革、开放、合作是光明之路。危机还可能触发另一种情景就是冲突和对抗，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撰稿  财新记者 范若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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